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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外国怎样考语文【冰点】：外国怎样考语文 2007-06-13 王丽 在提早到来的北方初夏的热浪中，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落下了帷幕。 去年此时，笔者在本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语文丢失了什么》的文章。 那篇文章主要是拿台湾当下的国文联考试题来与大陆语文高考试题作比较，说明同是汉语文考试，却可以考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景。 文章发表后，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引发热议，同时也引起笔者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联想到不同语言及国家的"语文"考试，比如英语或法语国家，它们又是怎样一番"风景"？ 怀着好奇心，笔者搜寻和查阅了诸多资料，果然发现一派旖旎的"异国风光"。思考和感慨之余，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综观这道阅读题，编题者在题中注入了丰富的人文精神 先拿当今世界上使用国家和地区最多的语言——英语来说。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施行现代中学教育会考的国家之一。依据1988年英国教育改革法的规定，英国成立了"学校考试和评估委员会"（SEAC），其职能相当于中国目前的"教育部考试中心"。 为了有效地组织会考，英国还成立了6个地区性的考试机构，称之为"考试组"或"考试和评估委员会"。其中英格兰地区4个，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各1个。各考试组都要为每门学科制定考试大纲。 这里举伦敦大学考试和评估委员会为例。该考试组为第四阶段（KS414~16岁，相当于中国的初中阶段）制定考试大纲，其1994年英语课程考试大纲，共有7个部分。诚然，这份大纲从时间上说离今天稍远了点，但还是能看出大纲中对本国母语教育的总体指导思想。 笔者感兴趣的是其中的"阅读和写作"评价目标。这部分也是中国现阶段高考语文的核心。 按照大纲制定的阅读目标，伦敦大学考试和评估委员会提出了如下具体阅读要求： 考生应具有多种阅读目的，其中包括消遣性阅读和为研究目的搜寻特定信息的阅读。 考生应能做到： （i）广泛地阅读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课文，有探究和表述个人见解的能力； （ii）交流个人对课文的有事实依据的见解； （iii）具有对作者使用的手段和结构的敏感意识； （iv）能够利用先前的经验进行推论和演绎的能力； （v）具有独立地从一系列资料中进行选择、搜寻、评价和组合信息。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目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考试组在公布大纲的同时，还向下属各校提供试卷样本，以统一课程内容和适应考试要求。下面是伦敦大学考试和评估委员会为前述大纲配套的试卷样本。笔者仅举样本第一部分"阅读和反应"中的"高级等级"目标试题来说明。 （一）阅读和反应 高级等级：成就目标水平6~10（两小时） 阅读一篇故事并回答问题 指定阅读的故事是肖恩·弗莱恩写的《鳟鱼》，故事情节梗概是这样的：12岁女孩茱莉娅与家人在G城度假。她和弟弟经常以兴奋又惊恐地穿过一条黑暗的隧道为乐事。一天，她发现在隧道石壁上的一个小洞中有一点清水，水中有一条奄奄一息的鳟鱼。此后，她经常想到鳟鱼在黑暗中浮游的痛苦，想到鳟鱼难以度过漫长无比的无水的冬季。于是，有一天，她带着水罐独自进入隧道，取出鳟鱼，并把它放回江中。 故事之后的考题是： a．从课文的哪些地方你可以看出茱莉娅正在长大成人，脱掉孩子气？ b．作者清楚地描写了茱莉娅一家度假的地方，找出两处有关该地的描写，并说明它们为什么对故事是重要的。 c．鳟鱼放生，事情虽小，但对茱莉娅的生活却是重要的。请写一件你生活中有重要意义的小事件，它标志着你成长的一个阶段。 这道题目引起笔者极大的兴趣。 故事中的角色是12岁女孩，正好对应了考生的年龄，意味着考生和女孩在心理上有相近之处：同样喜欢冒险，好奇心强，故考生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小女孩的心理活动。 1．故事内容看上去颇具孩子气，但其中却蕴藏着一个少年人心灵成长的秘密。 2．考题a需要考生对课文有整体的理解。即茱莉娅开始时和弟弟两人一起穿过隧道都感到"惊恐"，可后来"有一天"，她却"带着水罐独自进入隧道"……是什么力量使她突然充满勇气，做出这样勇敢的举动？这道题可以启发考生去思索、体会一个人内心变化的历程，体会一个人的道德感、责任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力量。其中既需要加入自我的经验，更要结合故事本身所提供的信息。显然，这道题紧扣住了"阅读目标"中"（iv）具有利用先前的经验进行推论和演绎的能力"。 3．考题b是测试"阅读目标"中"（iii）具有对作者使用的手段和结构的敏感意识"。 4．苏格拉底有言："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考题c由阅读联系写作，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启发考生回顾自身的生活经验及内心成长历程，培养对自我的探索意识和反省意识。 综观这道阅读题，编题者在题中注入了丰富的人文精神：爱、同情、怜悯、道德感、责任感等。而这些也是人类所共同的基本情感。其中很自然地结合了有关写作技巧方面的知识和练习。所选故事有趣生动，考生做题的过程既是一个检验自我阅读能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享受阅读乐趣、接受情感熏陶的过程。 再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阅读题。 以现代文阅读为例，笔者浏览了去年全国及几个省市的高考语文卷子，有丰子恺的《杨柳》、林清玄的《阳光的香味》、牛汉的《绵绵土》等，今年有《总想为你唱支歌》、《落叶是疲倦的蝴蝶》、《乡村的风》、《泰山之思》、《焰火的变奏》、《雪野里的精灵》等。毋庸置疑，这些都是较为典范的美文，其共同的风格是：含蓄、诗意、空灵、优美，且文人气较重。笔者怀疑，如果在阅读教学中用的都是这样一类例文，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欣赏趣味会不会过于单薄呢？ 而阅读是和写作连在一起的。 命题者在着意提醒考生：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又必须防止思维的偏执，褊狭 再来看看写作。 关于写作的目标要求，伦敦大学考试和评估委员会1994年英语课程考试大纲是这样制定的： （3）写作 考生应能写作多样体式的文章，对文学作品应有批评性和想象性的反应。写出自己的经历，表述自己感受到和想象出的事物。 （i）理解、安排和提出事实、观点； （ii）具有读者观念和多种情境中的文体意识； （iii）熟练使用恰当的语法结构、具有分段、造句、标点和拼写习惯； （iv）理解和欣赏包括自己的作品在内的选文。 与此相对应的试题如下：写作 基础等级：成就目标水平4~6（两小时） 考生被要求阅读两份材料：一篇是文字材料，题为《是音乐，但伤听力》；另一篇是一组关于立体声、盒式录音机、电池、印刷电路板以及有关各种名牌、型号耳机的鉴定等图文说明书。读后要求从下面四个问题中选答问题。 1．约翰史密斯想要一个"walkman"电子玩具，他请祖母给他买。但是，祖母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此约翰史密斯必须给祖母写封信，向她正确地解说什么是"walkman"，它如何工作以及买哪一种好，请使用上面提供的两组材料去写信（此题必做）。 2a．你想周末在一家电子商场干活儿，老板要会见你，你必须知道有关"walkman"的情况，老板才相信你适合干这项工作。当顾客选购"walkman"时，他们应该知道哪些有用的信息。 2b．假如你家需要3件技术产品，你选择哪几种？为什么？ 2c．想想你最喜欢买到什么（也许是设备服装或玩具）。给你的朋友或亲属写信，详细说明它们是什么，在哪里能买到以及你买它的原因。 "walkman"就是曾一度流行的"随身听"。 这道题也出得颇有深意。角色是两个：约翰史密斯和他的祖母。一个是喜欢追逐时尚的少年，一个是对这些玩意儿不那么"感冒"的祖母。前者有求于后者。这就意味着前者必须用十分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后者描述这个正流行的"东东"——"walkman"，并且说服后者心甘情愿地为他掏腰包。这件事既富于挑战性又充满乐趣和刺激：除了将这个"玩意儿"的特点和功用说明白之外，考生还需要调动自己的想象力，以情动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考生若想帮助故事中的小"约翰史密斯"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先将上面的两组材料读懂并充分消化，之后变成自己的语言，用到自己的信中去。在这道试题中，有关写作的4个目标均被囊括其中。 显然，考生通过这道题锻炼的不光是整合资料的能力和描述一件事物的能力，同时也还有说服别人的能力，即与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包括对长辈的尊敬和礼貌。总之，技术性和人文性兼而有之。而这件事本身，也是考生自己生活中很可能遇到的。 至于下面的3道题，则是基于第一道题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第一道题完成得好，下面几道就轻而易举了。 笔者从这道题中看到的是他们的"说明文"教学（国内的叫法）的思路。笔者做过十几年中学语文教师，了解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说明文教学和写作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就教材来说，有关说明文一类的课文是教材中最枯燥的，如初中教材里的传统课文《赵州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向沙漠进军》等，从内容上来说都离学生生活较远，且几十年来没什么变化。老师教起来索然无味，学生学起来也味同嚼蜡，在写作教学中更缺乏实际的指导意义。 而在实际生活中，随着高科技时代的来临，各种新的电子产品不断开发并大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这些产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对实用性、说明性文字的写作能力的掌握也日益迫切。笔者曾几次听到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位老教授感叹，说现在清华的研究生连一篇介绍自行车构造及功能的说明文也写不好，就会写那些空洞无物、言不及义或者无病呻吟的议论文或抒情文，而不能够用简洁准确的语言把一个事情说清楚，让人听了心里明白。他认为我们中小学写作教学有很大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忽视写作的工具性。另外，笔者也不止一次听人抱怨，说现在一些产品的使用说明书都看不懂，有的不看倒好，越看越不知道怎么使用了。至于企业老总抱怨手下员工写不好一份市场营销计划就更不新鲜了。 联系这些情况，我们不能不承认伦敦大学考试和评估委员会英语课程考试大纲中这道写作题出得高明。试题一方面紧扣住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而且有文有图，充分考虑了读图时代的实际情况，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由此也反映出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 如果说上面这道属"基础等级"的试题主要是测试考生写作说明性文字的能力的话，那么，下面这道题则侧重于另一方面的写作能力。 高级等级：成就目标水平6~10（两小时） 阅读下列两组材料，并回答问题。 第一组材料兼有图画、文字和照片，题目是《猎狐：支持或反对》。第二组材料图文并举，题目是《血腥的户外运动》，其中列举了追猎野兔、斗狗、打鸟、诱杀獾，以及钓鱼等项目。 试题如下： 1a．议会正在讨论并表决是否应该禁止野外运动，你对此正犹豫不决。请你写一篇短文，扼要地说明赞成还是反对这些体育活动。引用给定的两组材料，意见不能偏袒。 1b．按照你认为合适的观点，为你的议员写一份简明的辩论书，要有说服力。 2．有时，人们不可预料地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请写一个发生了某事的场景，致使家长或老师改变了他们原来的重要观点。 英国是代议制国家。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式主要是选出地方议员作为自己意见的代言人。议员即民意代表。因此，公民有责任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本地区的议员，再由议员在议会上进行讨论表决。这道试题便是以这个制度为背景的。 试题选择了两个事例。第二题紧承第一题。前者是以个人观点，后者是以议员身份，暗合了写作目标（ii）"具有读者观念和多种情境中的文体意识"。但后者相对来说更难。值得注意的是，在试题（1a）和试题（1b）中各出现了"扼要"和"简明"两字。后者还强调"要有说服力"。这就表明文章必须言之有物、简洁明了，不能空发议论。 考生若要写好这篇短文和论辩书，不仅仅要将题中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而且平时对这类公共问题必须有所关心了解。因此，考生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提高，并且也得到了一次如何行使自己公民权利的"预演"机会，或者说公民意识的教育，学会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从这一点来说，教育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只是命题者做得非常自然巧妙罢了。 但最具挑战性、也最能见出编题者深心的当属最后一题——第2题。编题者在前述题目的基础上，颇具戏剧性地宕开一笔——跳出了前两题的条件，设想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例外。编者似乎有意启发考生：世界是复杂的；生活并不总是按正常的逻辑来运行的，生活中总是有种种无法逆料的意外。编者在着意提醒考生：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又必须防止思维的偏执，褊狭，学会正确的放弃，学会尊重客观事实。这与其说是对写作方法的培养，还不如说是培养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 反观我们的议论文教学，如果用3个字——"假大空"来形容似乎并不过分。这些年来，社会对它的诟病早已不绝于耳。笔者检阅近两年全国高考统一试卷及各省市单独出题的高考作文题目，发现2006年有《读》、《谈意气》、《愿景》、《肩膀》、《人与路》、《走与停》、《生无所息，生有所息》等；2007年有《人生，诗意还是失意》、《诗意的生活》、《怀想天空》、《行走在消逝中》、《季节》、《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心中的一泓秋水》、《要说爱你不容易》等；还有更别出心裁的，以一句古诗"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为题让考生借以想象发挥……乍一看，这些题目出得都颇具新意，且被认为富于"诗意"和"文化内涵"，"发挥空间很大"，并且从中能体会出命题者的辛苦和努力。但仔细推敲，均不免给人空泛、晦涩和玄虚之感。考生审题时很难找到切入点，从而真正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结果很容易双脚离地，凌空蹈虚，泛泛而谈；或者牵强附会，无病呻吟，矫揉造作。难怪今年高考作文试题在新浪网上公布后，有不少网友留言："……估计出题者如果自己用《怀想天空》写一篇作文，也必定好不到哪里去。……仿佛看到××考生考场上仰望天空的呆滞而无助的眼神……"，"××这种题目（指《行走在消逝中》）激发了我的文艺腔……"，"××的作文（指看图作文《出事了》）比较晦涩，考生不好把握，有点漫无边际的感觉，难为今年的孩子了"。也有网友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不能太晦涩。" 笔者不知道，一个少年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反复地做这类作文练习，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写作能力和思维方法？对他毕业后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又有哪些实际的用处？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纷纭的时代。我们的国家、社会，有多少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思考、去关注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作文命题的触角伸向这方面，把题目出得切实一些、明晰一些，引导学生真正去关注社会，思考人生，触摸时代，探索自我？如果这样，每年也不至于有那么多因为"跑题"而"屈死"在作文上的考生。 总之，对比英国中学的写作教学，我们似乎有不少东西需要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伦敦大学考试和评估委员会这个试卷样本也带有应试教育的"嫌疑"：下属各校的试题必须按照这个样本来出。但这种"应试"所产生的导向性似乎跟我们正好相反，正像电池的"＋"和"－"一样。 教育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让新一代具备从纷繁杂乱的信息中辨别真伪的能力 说完了英国，说美国。 为了较具比较价值，笔者特地托大洋彼岸的朋友找到一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006年高中会考英语语言艺术试题集。这册试题集共有160页。 也许是两个国家同以英语作为母语，美国试题的思路跟英国有很多相近之处。 以下是关于写作方面的内容与要求： 1．电视、收音机、报纸和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只是我们能得到新闻的几种渠道。大部分人可能会每种都用一些，但一些人会完全依赖某一种新闻渠道。请写一篇短文讨论某一种新闻渠道相关的优点和弱点，并举例阐述你的观点，使得读者完全理解这种特殊的新闻来源的利弊。 2．在你上学期间，你细细地琢磨过许多人，请回想其中一位你曾细细琢磨过的人，是什么使得这个人与众不同？请写一篇短文讨论这个人，说明是这个人身上的什么东西使他非常特殊，请用例子和细节来支持你的观点。 写作注意事项： 1．仔细阅读要求。 2．组织好文章的前部介绍、文体和总结。 3．用特殊的细节和例子来全力支持你的观点。 4.针对读者和你自己的目的选择适当的词。 5．句式多样化，使得文章读来有趣。6．检查语法、拼写、断句、大小写…… 笔者看了第一组材料后不禁暗暗叫绝——这个题目出得实在太好了！ 毋庸置疑，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信息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常常使我们迷失方向。教育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让新一代具备从纷繁杂乱的信息中辨别真伪的能力？我想，上述这道写作题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这两道题的共同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了解社会、了解他人，如何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和理解力，而且题目内容既简洁明了，又具体切实。命题者似乎唯恐考生跑题，还将写作注意事项交代得一清二楚，让考生一看便明白应该如何去完成。从这些内容及注意事项背后，我们不难体察到命题者的友善和"人文关怀"。 与之相比较的是，我们的写作要求往往是： 小作文：车站一瞥，请写一篇描述性的文章，200字。 大作文：走与停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会引发我们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思考和联想，请以"走与停"为题，写一篇600字的作文,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这已经算是最详细的，通常就是"请以'××'为题，写一篇800字的作文"，难怪年年有那么多的考生跑题！ 美国试卷的阅读部分，所提供的阅读文章在内容上与写作有相通之处。比如，如何去宠物医院做志愿者或如何与宠物打交道；到餐馆怎样做礼仪迎宾及相关责任；如何设置密码；怎样排列录像店里的带子以使顾客最方便；一个爱好艺术的学生从不会做饭，可在帮助一个朋友安排聚会时却要做三明治，学生将三明治当成艺术品一样做，结果非常成功；还有收音机的使用手册等等。总之，都非常生活化，且都与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和品质修养密切相关。 此外，特别引起笔者兴趣的是他们的标准化选择题。由于篇幅关系，笔者选了一篇最短的诗歌《母亲曾有的勇气》作为例子： 母亲曾有的勇气 母亲曾有的勇气 已随她而去，与她一同静静地安息， 英格兰采石场里来的岩石， 现在已变成了花岗岩山上的一块花岗岩。 母亲曾戴过的金胸针， 她遗留给我来戴， 这是我无比珍惜的东西， 但它却可以闲置一边。 噢，假如，她留给我的， 是她那带进坟墓的东西—— 那如岩石般坚强的勇气， 那是她现在不再需要的，而我却需要。 这首诗的作者是爱德娜·圣·文森特。 下面是有关的选择题： 1．以下哪一句最适当地表达了这首诗的主题？ A．个人的勇气比有价值的实物更重要。 B．只有女儿才能表达对母亲的情感。C．有一个金胸针比什么也没有强。 D．像勇气这些个性特征不如珠宝有价值。 2．以下哪一句在这首诗中流露出悲伤和遗憾的情感？ A．英格兰采石场里来的岩石，B．噢，假如，她留给我的，C．母亲曾戴过的金胸针，D．那如岩石般坚强的勇气， 3．以下哪一组词最好地描述了这首诗所表达的情绪？ A．敬仰和思念B．猜疑和嫉妒C．敬畏和惊讶D．愤怒和厌恶 请注意，这可是高中毕业会考的阅读题啊！笔者有些疑惑地一连看了另外好几道题，内容有戏剧、故事、描述性说明文等，都差不多这么简单。相比之下，我们的语文高考阅读题不知要比这难多少倍！不过这个"难"字的确切解释是"似是而非、扑朔迷离、声东击西、刁钻古怪"。 从这些题目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语文"教学所涵盖的深度和广度 如果说上述的例子都是关于英语国家的考试情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的。 法国没有统一的"高考"，大学录取是依据高中毕业考试成绩。会考通常在6月中旬举行，跟中国每年的高考时间差不多。法国的高三分文、理、经济三科。下面是2001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作文题。各科均有三题，可选做一题。 文科 1．"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 2．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3．试分析休谟"论结伴欲望和孤独"一文的哲学价值。"结伴"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而孤独可能是最使人痛苦的惩罚。 经济科1．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 2．"给予的目的在于获得"，这是不是一切交流的原则？ 3．试分析尼采"论罪行与犯罪"一文的哲学意义。作者在文中提出问题：舆论在了解了犯罪动机和作案具体情况后，即能遗忘错误。这种现象是否有悖伦理原则？ 理科1．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利？ 2．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和知识的局限？ 3．试分析卢梭"论人类的幸福、不幸和社会性"一文的哲学含义。卢梭说："我们对同类的感情，更多产生于他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快乐。为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是利益，因共处逆境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是感情。" 看到这样的题目，笔者真是感慨系之。 笔者不想再多做评析了。从这些题目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语文"教学所涵盖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们对国民基础教育的理念和目标。并且，由此也可以联想到法兰西民族的素质、教养和内在的精神气质。 由于所看到的资料有限，笔者只能做一点浮光掠影的介绍。笔者深知，比之世界上别的国家，中国的高考承载了太多也太沉重的内涵。因此，这些比较的意义也是相对的。我们企望读者透过这一派"域外风光"，对中国当下的语文教育有更多的理性反思。 奇文共欣赏——教师生活写真网上看得一篇文章——教师生活写真，读完甚合我意。奇文共欣赏，借来共览： 教师生活写真 鸡鸣即起，一日开始。检查卫生，辅导自习； 哪个缺课，谁又晚起？何人生病，身体不适？ 仔细询问，调查清楚。三十分钟，早餐即毕。 锅先不刷，碗亦不洗。急急忙忙，就上班去。 先去打水，再来扫地。N摞作业，等你去批。 对的打√，写上评语。还得表扬，以资鼓励。 错的打×，误在哪里？来龙去脉，一一指出。 分析到位，讲清道理。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阅完作业，再出试题。单元过关，章节测试。 昨天月考，今日摸底。期末期中，不计其数。 题量适中，难易有度。查查网页，翻翻题库。 今天出完，明日印出。抓紧考完，加班阅毕。 统计成绩，写出分析。谁的第二，哪个第一？ 张三李四，王五赵七。两次比较，名次何异？ 课上讲评，面向全体。下课以后，单独找你。 排名后退，是何道理？知识水平，心理因素？ 思想根源，刻苦程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老师期盼，父母嘱咐！展望未来，充满荆棘。 事关前程，怎能儿戏？张三痛哭，李四流涕。 痛改前非，看我下次。不听音乐，不看电视。 刮风不管，下雨不顾。一心一意，专心致志。 多背单词，多做习题。下次月考，找回位置。 老师听罢，始露笑意。期中考试，就看你的！ 谈话已毕，铃声将起。拿起教案，奔向教室。 师生礼毕，一课即始。先评作业，昨天做的。 普遍问题，大家注意。个别错误，单独处理。 今天学习，中国历史。文革部分，不出考题。 这块内容，我们删去。半个课时，很快过去。 现在来做，巩固练习。选择答案，ABCD。 回答不错，学的可以。布置作业，课后练习。 复习巩固，课前预习。再找时间，做张卷子。 两节课下，已近中午。口干舌燥，四肢乏力。 热点剩饭，了以充饥。床头一歪，权作休息。 刚入梦乡，铃声又起，抖起精神，再上班去！ 昨日开会，头发脾气。要当教师，先做傻子。 拼命干活，莫要索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撑不着你，饿不死你。若不想干，可以退出。 若干不好，我不聘你。博士难找，学士遍地！ 明天上课，观摩学习。校长也听，教师都去。 精心准备，小心应付。制作课件，打印练习。 幻灯电脑，现代工具。全体观摩，怎能缺一。 上述各项，准备完毕。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政教主任，叫你快去。有位同学，是你班的。 一夜未归，在网吧里。找其谈话，通知父母。 写出检查，等候处理。不知不觉，西山日暮。 吃罢晚饭，辅导自习。学法指导，疑难解释。 有何疑问，尽管提出。但对高考，必须有益。 辅导完毕，正要离去。突然想起，还有一事。 有人反映，学生小纪。最近时间，不思学习。 跟女同学，眉来眼去。关键时期，这还了得？ 叫上小纪，到没人处。把你找来，可知何事？ 从实招来，不得回避。学生小纪，支支吾吾： 我殊不知，老师明示。青春少年，阳光沐浴。 情窦初开，本不为奇。但要清楚，学习目的。 一切围绕，学习成绩。有碍升学，必须放弃。 他日登榜，出人头地。男子丈夫，何患无妻？ 学校规章，利害得失。一条一条，分析清楚。 小纪听罢，满面泪涕。痛改前非，回心转意。 从今以后，专心学习。若是再犯，我是**！ 转眼放学，学生离去。喝一口水，喘一口气。 十点过后，再查夜去。水管已关，廊灯已闭。 夜深人静，呼噜声起。一天工作，终告结束。 轻手轻脚，回到家里。两眼一合，已然梦里。 不是上课，就是考试。和在醒时，并无二致。 忽见眼前，众人攒聚。通知栏中，贴一告示： 教师老吕，四十有七。疾病突发，撒手西去！ 明日医院，告别仪式。没有课者，务必前去。 看罢唏嘘，悲哉老吕！辛劳一生，英年早逝。 房小无车，更无积蓄。妻儿无靠，父母无依。 高风亮节，名扬千里。今日一别，后会何期？！ 悲上心头，心痛如撕。蓦然惊醒，泪面如洗。 天已微明，铃声又起。新的一天，又要开始… 中学试卷给韩寒改病句 韩寒不满“正确答案”中学试卷给韩寒改病句 韩寒不满"正确答案" http://book.sina.com.cn2007年01月10日12:31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姜妍实习生周霞）韩寒(blog)的博客上了中学考试语文试卷，不过不是让大家学习，而是被当作反面典型让大家挑错的。 近日，韩寒先后在博客上公布了一道改病句题以及正确答案。该题来自读者寄给他的湖北省鄂南中学、黄冈中学等八校联考试卷，而被改的病句正是韩寒的一段博文。 针对"正确答案"，韩寒点评说，这只是随手写的一个混乱的没有文采可言的记叙，只要作者高兴，大家看得明白就行。"文章又不是新华社通稿，所有的标点都可以是句号。""最可笑的一次是我的文章作为正面教材被分析。我错了大部分的题目，其中包括，划线句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记者随后联系了鄂南高中、黄冈中学等湖北省八所学校，鄂南中学高三年级组的一位老师称年级组主任正在上课，他本人拒绝回答问题。襄樊四中教务处的一位老师则告诉记者，八校联考试卷是高考模拟试卷，由湖北八所学校合出，每年高考前要进行三四次这样的考试。而关于该试卷中一改错题出自韩寒博客一事，该老师称自己并没有听说过。 郑渊洁(blog)认为，湖北这八所中学想羞辱一下韩寒，"只是他们忘了老韩上过中学，他的行文水平之所以有差错，正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失败。如果拿小郑的文字当反面教材，一定会事半功倍，让人口服心服。" 文学评论家张柠(blog)说，书信等写作形式是口语化，可以不是很规范，而语文教育则要求规范化，文学和语文是不一样的。"老师可以教给我们跑步，但是在比赛时，我们不是非要用老师教的方法去跑步。" ■涉"韩"试题 下面的文字摘自新浪网某人的"博客"，语言（包括用词，标点，断句）有四处毛病，请找出并改正。 昨天我的车挂不上两挡，今天维修后，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基本上一直用1挡和3，4挡在跑。但还好车速还是比较快，加上退出比赛的朋友帮我把车调的操控比昨天好了很多，所以名次还排在第3，领先了第4名一分钟。 标准答案： 1、车挂不上两挡———"两挡"应为"二挡" 2、一直用1档和3，4挡在跑———逗号应为顿号 3、退出比赛的朋友帮我把车调的操控比昨天好了很多———去掉"操控" 4、但还好车速还是比较快———"但还好"后加逗号
《新科学家》：假如地球上没有人类《新科学家》：假如地球上没有人类
新浪科技讯据《新科学家》近日报道，人类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具优势的生物。仅仅数千年的时间，我们的城市、农田和牧场就侵占了地球陆地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据估计，人类现在霸占了地球40%的生产力。直接造成的结果是：草原化为耕地，森林夷为平地，地下含水层干枯，工业废物，化学污染，入侵的物种，生物大量绝灭，以及目前出现的气候无常。如果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有能力的话，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开除人类的球籍。现在，让我们假设它们的这一愿望能够实现：假设地球上所有的人类——65亿人（这个数目正在膨胀）明天从地球上消失，被送到遥远的星体接受改造，那么，地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地球会变得更加美好 假如地球上真的没有了人类，地球会自己设计未来的空间，自然之母将重新主导地球，田地和牧场重新成为草原和森林，空气和水再次得到净化，公路和城市化为乌有。 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生态分析和综合国家中心的生物学家兼动植物保护主义者约翰·奥洛克说：“一个悲哀的事实是，一旦人类果真走出这幅画面，地球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地球上人类留下的痕迹会彻底消失吗？或者说，从现在起的100万年后，如果有人拜访地球，他会看出一个工业社会曾经统治过这颗星球吗？ 如果明天地球上没有了人类，即使是从地球轨道上看，地球的变化几乎也能马上看到，照亮夜空的人造灯光开始熄灭，没有什么比人工照明更容易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彻底控制地球表面的了。据估计，欧盟85%的夜空被灯光污染，美国62%，日本98.5%，包括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一些国家根本找不到人造灯光没有污染过的夜空。 伦敦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戈登·马斯特顿说：“如何人类从地球上突然消失，那么很快----也许是24小时，也可能是48小时，因为缺乏供给发电站的燃料，你就会开始地球上的看到灯光渐渐熄灭。”再生能源（如风涡轮和太阳能）能够维持少数机械照明装置的工作，但是，由于缺乏能源的持续供给，输电线路会在几周或者几个月内让这些装置变成一堆废钱。断电了，水泵、污水处理装置和现代社会的其他机械很快就会安静下来。 文明痕迹将保存数千年 同样，由于缺乏维护，大楼、公路、桥梁和其他建筑物也会提前瓦解倒塌，虽然，现代化大楼的使用年限一般是60年，桥梁120年，堤坝250年，但是，这些期限是在有人进行清理、检修和维护的基础上而言的。没有人类的维护，这一切很快就会土崩瓦解。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就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普里比亚特城，20年前由于一场核灾难，人们疏散撤离而去，这里现已成为一片废墟。 拉伯克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环境生物学家罗纳德·齐斯尔在切尔诺贝利周围的隔离区工作过，他说：“从远处看，你会相信普里比亚特城仍然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但是，建筑物在慢慢倒塌。你看到的最多的就是野草，正是这些野草发挥着巨大的降解作用，它们在混凝土里扎根，扎根在砖缝里，伸进了门框里，不断地生长蔓延，很快，这座建筑物就会倒塌。你可能没有想过，你每天在你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对这种现象发生起了巨大的抑制作用，因此，看到大片植物从每个角落旮旯和城市的裂缝中长出是件可怕的事。” 如果没有人去维护，每一场暴风雨，每一次洪水泛滥和每一个霜夜都会“啃咬”这些建筑物，仅仅数十年的光阴，屋顶就会塌陷，房子就会倒掉，这一幕在普里比亚特城已经发生。木门框的房子和其他建筑不合格的小建筑最先倒塌，接着可能是近几年流行的玻璃窗高大建筑， 但是，即便是建筑物倒塌了，它们的废墟，尤其是组成的石头或者水泥仍能够保存数千年，马斯特顿说说：“我们仍然记载着3000年的文明历史。几千年过去了，我们创造的文明社会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混凝土公路消失的时间很长，在很多地方可能明显碎裂，但是要消失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核幅射不如想像得可怕 缺少管理对目前全球大约430座核电站的影响尤其显著，既然容器被设计防泄漏数千年，长期封存在冷却空气的金属和混凝土容器中的原子能工业废料本应该保存完好，但是，研究放射性废料的密歇根大学地质学家罗德尼·艾维表示，在这段时间，它们的放射性（以铯137和锶90为主）将会降低千倍。核反应堆的活性也会降低，当冷却水蒸发或者泄露掉，反应堆芯可能会着火或者熔化，释放大量放射物质，但是，释放的结果可能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地区显示了大自然卷土重来的速度之快，齐斯尔说：“过去我真的以为那里将是一片核荒漠，但是，我非常惊讶，走进隔离区，你看到的是生机盎然的生态系统。”在当地人最初撤退的几年，田鼠和家鼠随处可见，大量野生狗在这里漫游，丝毫不理会存在的潜在风险。 但事实证明，这些勇敢的，盛极一时的动物确实是短命的，它们之后，一批土生土长的动物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的野猪是隔离区外野猪的数目的10到15倍，大型肉食动物也在这里现身，很快，这里的生态系统变得壮观起来。齐斯尔说：“我在隔离区从未看见一只狼，在隔离区内有很多。” 有些生态系统永远也无法恢复 一旦人类消失了，大多数其他生态系统也一样会恢复，虽然恢复速度不同。温暖潮湿地区生态系统恢复进程的速度会比寒冷而干旱地区更快，物种丰富的地区比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恢复得速度更快。 例如，加拿大阿尔伯达北部的北方针叶林，人类的影响主要是公路支线、管道、和其他在森林中抄近道走开小道，根据阿尔伯达省碧格溪市生态学家布拉德·斯蒂夫克斯的模拟，当人类行为不再影响森林时，森林覆盖面积在50年之内就会达到80%，200年之内达95%。相反，有些地区的本土森林被人为种植的单一树木所取代，这些地区可能需要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回归自然状态。世界谷物地带被种植大面积的稻米、小麦和玉米，这些地方也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本来面目。 一些特殊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有些生态系统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归到人类介入之前的状态，因为，它们变得受困于一种新的“稳定状态”，这让它们无法回到从前。例如，目前夏威夷引进的草类就阻碍了当地森林的恢复，普林斯顿大学动植物保护生物学家大卫·威尔卡夫表示，即使是人类干涉排除在外也无法恢复。正如有些区域的野马和野猪一样，家养的动、植物在几代过后也如此，在很多生态系统中，这些动植物可能会变成永久的新增物种。一些本土化的物种（如牛、狗和小麦）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人工选择繁殖的结果，可能它们回到从前就比那些自由繁殖的特殊物种难得多。 齐斯尔说：“如果明天人类消失，你期望看到成群的狮子狗在徜徉吗？”当然不是，但是，生命力强的杂种动物可能会应付自如，甚至是人类为了得到肉类和牛奶饲养的牛和其他家畜也会活下来，虽然数目会大大减少。 那么，转基因作物呢？今年8月，俄勒冈州可法里斯市美国环境保护局实验室的杰伊·雷奇曼和同事们报道说，一种叫做“匍匐翦股颖”的转基因多年生草本植物从俄勒冈州的试验标地“逃出”扎根野外。但是，和大多数转基因作物一样，匍匐翦股颖的培养是用来抵抗杀虫剂，因此，如果不喷洒杀虫剂，它就失去了优势，可能还会死光。但总体上说，没有了人类的地球对那些濒危物种来说是个好消息，它们的家园会更加安全。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失，即使人类不再排放温室气体，地球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暖化。 在路上，他们寻找什么？ 在路上，他们寻找什么？
《中国青年报》思想者 楫托 ■有人说“我的长征”像“集体自虐秀”，也有人断言“赢在中国”不过是“奔着钱去的游戏”！而参与者们却说：自己一直是仅仅是走在长征或创业的路上…… 最近，不经意间看到央视的两档节目，一个是“赢在中国”，另一个是“我的长征”。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一定要分清目的和手段的时代里，这样两档节目的参与者很自然地让人玩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想什么？究竟哪一个群体更有趣？ “赢在中国”是一个大型励志创业的电视活动，被称为“2006中国空前的寻找创业英雄的‘造星’事件”，它从3000名参赛选手中最终PK出5名最具创业潜质的创业英雄。冠军将获得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大奖！还将和获得不低于500万元创业奖金的另几名胜出者，在获得20％股份的同时出任各自新设企业的CEO。 而“我的长征”以每个普通的“我”重走长征路为主线，从5000个报名者中胜出的26位参与者除了要向个人的生存极限挑战，更要用真实体验的方式回顾重温一段特殊的历史，真切地去感受先辈们艰苦而伟大的革命历程。 两档节目的主体参与者没有悬念地都是年轻人——前者多半是IT界有创业经历的技术人士，用他们自己的话说——80年代的称呼是个体户，90年代的称呼是老板，21世纪的称呼是创业者；后者中有军人、教师、研究员、农民、商人、在校大学生……然而，除了专业限制的原因，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那么热切、那么投入地选择参与这两档活动？ 的确，表面看来，这样两档内涵完全不同的节目无从谈起直接的可比性。“赢在中国”正契合了当今这个创业的年代，对于没有积蓄的年轻人来说，最富有的就是对未来的梦想和不怕挫折的激情，更何况它搭建了一个让创业者展示自己的舞台，参与其中，有着一种基于实际操作的创业感。而加入“我的长征”则似乎没有什么功利性目的，甚至没有人想过在艰苦的行走后，会获得什么实际利益，这是一种基于对理想、对历史追寻的浪漫情怀！更多的是将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满足！以至于一直锲而不舍地跟着“我的长征”最后才加入到队伍中的那个憨憨的“胖洪”忍不住要问他的伙伴——长征后你们想干什么…… 据说，为了“我的长征”，报名者中有的人把公司关了，有的人把自家买卖停了，有的人连工作都辞了。走进“赢在中国”，这里有屡战屡败为创业曾花光所有积蓄的本土选手，有身怀六甲却意气风发的准妈妈选手，有放弃高收入冒险投身创业的海归选手，还有阳光灿烂且个性张扬的“80后”……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在这个极其“务实”的社会氛围里，也许不理解的人会生出种种误读，极端的看法甚至觉得“我的长征”像“集体自虐秀”，有人还联想起电影《甲方乙方》；也有人断言“赢在中国”不过是“奔着钱去的游戏”！说好听点是“商人追逐财富的竞赛”……然而，追溯整个活动的始末，读过两档节目参与者的博客告白，我却发现两个群体间竟有着同一意义上的精神共鸣——他们都实实在在地强调自己一直是仅仅是：“在路上”。是的，在自己的创业路上，在“我的长征”路上。那么，在路上，他们寻找什么？他们又找到了什么？ 说到为什么参加“赢在中国”，许怀哲说：很多创业者做评委了；很多低调不愿出头的创业者没有参与；很多已经获得成功的创业者不屑参加；多的是在路上的希望表现自己的创业者。“我们不缺乏能力，我们不缺乏自信，我们不缺乏梦想，我们只缺机会。‘赢在中国’正在给我们机会”。说到“我的长征”，董峰说：这是跟我约会了很久的一件事情，我见到它就很激动……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宇宙没有边界，思想能走多远？在我的长征路上。” 在“赢在中国”的路上，我们看到了每一次激烈的模拟商战，把比肩作战的伙伴一下子变成竞争的对手，每一个对手都很强大，评委一票就可以将你否决掉……而选手们正是在这种残酷的淘汰赛中，得到历练，变得淡定自若、轻松自信。任春雷说：通过这些天的比赛，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身边的创业伙伴，并从中得到许多启发和鼓励。当我从心态上调整了自己，淡化了得失心，人变得轻松和自信了。潘琨则说：我只是个平凡人，没有人们猜测的和某某大人物的关系，没有像竞选州长一样雄厚的资金。我还曾经抱怨过参赛选手的年龄、起点、经历悬殊过大，但节目让我明白，正如它不会因为你的起点低而特别地关照你，也不会因为你的阶层低下而不给你机会。从这一点说，节目不可不谓是草根们的一次盛宴。 在“我的长征”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队员们翻山越岭，上高山入谷底，从一个沟壑到另一个沟壑，一直走到天黑，第二天还在继续走，一如既往，一步一步，在山间打转！叶锋说：“三渡赤水”让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磨练，想想漂流的两日经历的那些危险，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吧！在危急关头，学会保持冷静，如何沉着面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吧！人生中，不知要经历多少风雨险阻，我们都在学着成长。董锋则说：“在一起，有争论，没有算计；在路上，有痛苦，没有仇恨。头脑改变了，我就看到了每一个队友的惊人美丽。” 无疑，无论是走在长征的路上，还是走在创业的路上；也无论是纯粹精神层面的追求，还是极其务实的模拟商战PK……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的同一特质——勇敢挑战自己，勇敢超越自己，勇敢否定自己，勇敢净化自己——“困难无其数，从来没动摇。”这不恰恰是忘情投入两档近乎炼狱式历程的年轻人带给我们心灵真实巨大的震撼美吗？在这个浮躁夸张的年代里，他们以自己真诚的生活态度，挑战世俗，挑战平庸；在这个多元价值碰撞的社会里，他们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超越了时下日渐趋同的越来越财富化的成功标准。 借用还在长征行走的董锋和“赢在中国”途中已做妈妈的周瑾的两段博客文字给对“炼狱式”的“在路上”仍心存疑惑的人们作个回应—— 每颗用心用命叩问的头颅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如果答案已经标准化了，又何必在路上？ 长征永远不死，领略它的灵魂要用一生在路上。 ——董锋 “赢在中国”虽然是以1000万为嘉奖，可绝对不是功利场所，所有的选手在这里收获的是人生的经验和美妙有趣的行程。 ——周瑾 文化是什么？（下篇） 文化是什么？（下篇）
《中国青年报》冰点 龙应台 文化需要“政策”？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转，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推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认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产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家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的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标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国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桥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来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如何与这个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不知道。没人谈。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完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21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地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未被“奴役过”的文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法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 文化是什么？（上篇） 文化是什么？（上篇）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562期 龙应台 冬夜凌晨3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政策决定生活品质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力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艺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处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的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不会有盗版？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对的，我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吧。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火爆背后的冷思考 直面“电视选秀”双刃剑 火爆背后的冷思考 直面“电视选秀”双刃剑
人民日报海外版 就在这几天，新一届的《超级女声》评选活动落下了帷幕。 有人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选秀时代：《梦想中国》、《我型我ｓｈｏｗ》、《加油！好男儿》……形形色色的选秀节目火爆荧屏，“ＰＫ”成为人们日常的用语，重拍《红楼梦》也离不开“海选”，甚至连某地评选优秀警察也要搞“短信投票”……我们到底应当如何面对？ 确有“一夜成名” “快乐是我的能量，点亮自己的光芒，想唱就唱，唱得响亮，不怕风雨的阻挡。快乐是我的能量，点亮自己的光芒，每一个期待的目光，都在见证我成长”。 一曲《唱得响亮》随着《超级女声》唱响了大江南北，也唱出了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心声。看着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等“超女”一夜之间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越来越多年轻的心似乎看到了一条捷径。 事实上，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这些选秀节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选手营造了很多成功机会。荣登前三甲的选手自不必说，出唱片、上广告、拍电影，忙得不亦乐乎；就是普通选手，也确实从中尝到了甜头。 比如，去年杭州赛区的何琢妍就被张纪中相中出演黄小明版《韦小宝》中的“双儿”一角；而今年参加《加油！好男儿》节目入选重庆赛区５强的李熠霖虽然在全国总决赛的第一轮就被淘汰，但却为他赢来了出演偶像剧《灌篮高手》的一纸合约。 通过选秀赢得名气，然后靠名气取得机会，最终开辟一条从事演艺事业的道路，这是受益者的模式。 “分母”的代价 然而，这条路――如果不嫌夸张的话，却是一条杀出来的血路。当少数胜利者在聚光灯下闪亮登场的时候，不应该忽略还有大量的“分母”。 新疆超女张美娜在获得了长沙唱区第四名的成绩后，最终败北在复活赛上。今年４８岁的张妈妈很是无奈，印传单、印海报、请“粉丝”团吃饭、发支持短信……“五进三时，家里花了４５０００元，加上其他费用，从这场比赛开始，我们家共花了近１１万元。” 某报纸报道此事的题目显得惊心动魄：《“家有超女是一场灾难”》。 在《加油！好男儿》全国赛上没能进入１０强的北京人气选手江洋就坦言参加这次比赛“不合算”――为参赛辞去了健身教练的工作，却没能拿到自己理想中的名次。 分子永远是少数――在参赛者多如过江之鲫的选秀舞台上，大多数人都逃脱不了被遗忘的命运，一夜成名永远是少数人的神话，更多的可能是血本无归。 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媒体在为这种草根明星诞生而欢呼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提醒大家：这条道路有巨大风险？有些媒体过多地渲染这“台上十分钟”的绚烂，鼓吹蜕变成蝶的辉煌，而对于风险却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这对于年龄尚幼、尚不具备成熟的判断力的孩子，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 “超星”身后的模糊身影 几大选秀节目热播的时候，家长常常被电话费吓得心惊肉跳。 一位女儿上初中的叶女士掰着手指头叹息：“幸亏《加油！好男儿》结束了，女儿支持的蒲巴甲得了第一，我们家的电话费算是如愿地省下了一半。但超女还在，熬到超女决出冠军，我家的电话费还得扔进去３０００多块。真不知道全家围着女儿转，女儿围着‘超人’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叶女士大概还不知道，又一档选秀节目《２００６男人大典》又要进入女儿的生活了。 其实这些电视选秀节目从参赛者到观众群，都是以年轻人尤其是学生为主。他们的年龄阶段，正处在最有梦想、最有激情的时候。诞生一个李宇春，背后隐藏着成千上万个模糊的身影――他们赶到现场，来去匆匆；他们守着电视，如痴如醉；他们按动手机，不计成本。把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热情投入进来。收获到什么，不得而知。 理性对待，是健康保障 简单的吹捧，固然流弊无穷；但简单的棒杀，似乎也失之粗暴。如何积极引导，使它趋利避害，以实现平民选秀的良好初衷，是摆在组织者，也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课题。 在互联网上，这也是网友们争论的热点： ――“谁能否认平民选秀活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呢？如何减少此类活动的负面影响，远比简单地捧杀或者棒杀更为明智。所以，应当完善活动规则、制定奖惩措施，在鼓励个人奋斗精神的同时，也要引导树立团队合作意识；在成名的渴望前，引导选手始终保持一份清醒，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如果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参赛，才能真正如歌中所唱，确实‘见证了一群年轻人的成长’，磨炼了心智，增长了阅历，这跟具体的胜负关系不大。 ――“通过一个个舞台，让选手们张扬的个性有了释放的场所，让他们胆怯的目光变得更加坚定，让他们心中的热情与自信得到激发，但残酷的比赛进程也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就是挑战与竞争，任何比赛，有输就有赢，所以不仅要学会珍惜成功，更要学会面对失败，这才是比赛的真谛。” 国外名主持的三大特质：德商智商志商 国外名主持的三大特质：德商智商志商
人民网--北方传媒研究 笔者在国外攻读媒体传播与技术硕士研究生的同时，有幸直接接触并间接了解了一些广播电视节目著名主持人，他们的确能做到如同我国第一代节目主持人沈力所说的：“主持人的最高任务就是驾驭节目，要做到能把节目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胸有成竹，运用自如，真正起到主宰和灵魂的作用。”而他们驾驭节目的主要特质则是德商、智商、志商这“三商”。 德商——驾驭节目能力的前提 德商（MQ），指节目主持人的道德人格品质，包括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求实作风、真诚心、平和心和道德感等各种美德。 主持人的德商首先表现于对节目和受众的高度负责以及对新闻事业的奉献精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63年至1981年的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就是这一类主持人的杰出代表。早在1968年，克朗凯特就亲自去越南采访战争，他的亲自参与和亲身体验使节目更加有真实性和触动感。美国ABC的新闻节目《彼得·詹宁斯报告新闻》著名主持人詹宁斯的采访足迹更是遍布美国各大洲和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中心。上世纪60年代柏林墙竖起时他赶赴现场，90年代年逾花甲的他再次来到柏林墙倒塌现场。他的亲历亲为使他做起新闻节目来举重若轻。英国主持人迈克尔·帕金森在采访布莱尔之前，翻阅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在十分熟悉并充分掌握了布莱尔的大量背景情况下，才使采访首相旗开得胜，使得对节目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 主持人的德商还表现于他在所主持的节目中的诚实和坦率。NBC王牌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莉每次录影前都做好大量的案头工作。在一次讨论美国少女强奸案中，她仔细做了前期策划和心理准备后，在节目录制时抓住合适的时机竟和盘托出了自己15岁时所受的摧残经历。她的坦率和真诚让受众深深感动。正是她的这种德商使她成为美国谈话节目的核心一员，并且成为登上《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的第一位黑人妇女。 《菜根谭》云：“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一个具有道德感的人，都会有较强的责任感，即使他目前智力平平，能力较弱，但只要通过长期的刻苦努力，也是完全可以提高的。因此，国外名主持首先拥有的往往是德商。 智商——驾驭节目能力的关键 智商（IQ），指节目主持人的学识和智力的总和，表现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反映人的观察力、思维力、理解力、判断力、创造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持人驾驭节目的能力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和媒体工作者特有的快速反应、深度观察、发散思维、准确判断等专业技能之上的。国外很多优秀的新闻主持人都是资深记者或者编辑出身，而娱乐节目主持人很多由演艺明星担纲。像在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就都由优秀的记者担当。而我国的播音员和主持人都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声音和形象对一个主持人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是这远远不能成为主持人智商的全部。在国外，电视节目主持人注重的首先是“说了什么”（what），其次才是“怎么说”（how）。主持人的知识储备、文化涵养和丰富阅历远比声音和形象重要。 日本著名的主持人筑紫哲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不仅是日本TBS电视台《筑紫哲也新闻23：00》的节目主持人、总编，而且还是《周刊星期五》的编辑委员，他的成功靠的是不断地积累知识和提高专业能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除了要有语言图像的表现能力外，还要掌握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理解力、判断力和分析能力，收集采访素材和编辑整理能力，还要具有历史的洞察力。除此之外，主持人还应该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浓厚的兴趣，在知识领域不断充电，这样才能在节目主持中游刃有余。 出众的才智和广博的阅历是节目主持人智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普拉·温弗莉敢于在众多的二战受难者中将新纳粹分子作为嘉宾请到演播室内，制造紧张气氛和矛盾冲突，同时面对镜头坦言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理想、种族问题、社会现象的深刻看法。 英国名主持戴维·弗罗斯特在剑桥大学当过杂志编辑，后来去了一家电视台工作。他无论干哪一行，都非常注重与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交流思想、切磋问题，以增长自己的才智、丰富自己的阅历。这使他得以在BBC主持“弗罗斯特报道”这档节目中，总是能和社会名流对答如流，应变自如。评论家说他的采访和对话就像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在准确无误地接到对方的抛球外，总能给受众精彩和意外的“扣篮”。正因为如此，他主持的节目获奖无数，其中包括两次艾米奖。1993年弗罗斯特被封为爵士，并且被半岛台称为惟一采访过“最近七名美国总统和最近六名英国首相”的人。 《大戴礼记》曰：“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可见，渊博的文化业务知识和广博的社会阅历，是所有学习者所要追求的目标，这当然更是国外名主持驾驭节目、赢得受众的关键所在。 志商——驾驭节目能力的基础 志商（WQ），指节目主持人的意志品质水平，包括坚韧性、目的性、果断性、自信心、执著力和毅力等志向素质。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意志和毅力的重要基石。主持人的心理素质至关重要，因为出持人是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幕上的公众人物，因此会受到全国各地各层面受众的点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一个主持人的风格不一定让所有受众都接受并且喜欢。所以作为一个主持人，对一些负面评论应该用健康的心态去对待，应该知道受众之所以提出一些批评是因为对节目的关注，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应该从批评中分析应该保留和应该改进的方面，而不能用排斥和厌恶的态度面对。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曾五次被公众选为“美国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决策人物”之一，被称为“国家的守护神”。殊不知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刚刚进入新闻主持界的时候，他主持节目的收视率远远低于NBC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甚至在1964年两党大会期间被罗杰·马德和罗伯特·特劳特替换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灰心丧气，而是鼓足信心、坚持不懈，终于在离开主持人职位之后不久被重新起用。起用后他以自己更扎实的新闻功底和更独特的播音风格赢得无数受众的信赖和喜爱。1966年他主持节目的收视率就在美国三大电视网中领先，但很快被NBC超出；他仍然毫不气馁，1967年再次超出。从这之后到克朗凯特离开《CBS晚间新闻》，他的节目收视率一直独占鳌头。 明确的目的性和如一的执著力是节目主持人志商的主要支撑点。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荧屏上出现了一位堪称一流的逗笑大师哈拉尔德·施密特。刚开始时，施密特在德国电视一台主持逗笑栏目《你懂得笑吗》。他采用的主要手段是以隐蔽摄像机偷偷拍下生活中各种“洋相”作为素材，然后插科打诨引出笑话。这种形式有明显模仿美国“脱口秀”的痕迹。很多受众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很是不屑。但是他并没有被别人的言论吓退，而是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矢志不渝，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不仅摆脱了美国“脱口秀”痕迹，而且还开创了自己独特新颖的节目样式——“即时小品”。在小品中，他不但从普通的人物和事件中发掘出潜在的笑料，出口成章，不落俗套，还敢于拿敏感话题和公众人物开涮，甚至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模仿得惟妙惟肖。因此，无论是德国政界精英还是艺坛名人，都乐意在他的节目中露面。节目每周有5天播出，即使节目时间是从深夜11点开始，还是有许多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翘首盼望，这似乎成了千千万万观众入睡前的“必修课”。施密特的成功，不但激活了整个德国喜剧电视秀行业，也给电视界带来了新的节目形式，更给了那些探索无果就想放弃的主持人一个很好的榜样。 美国ABC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詹宁斯在1964年～1967年第一次担当ABC主持人时，由于缺乏知识和经验，经常将美国的历史地名读错。1967年底，他以退为进，自己先主动辞职，投身记者工作。虽然他身为记者，还是没有放弃当节目主持人的目的。他坚持不懈、加倍努力，扫清了节目主持道路上的障碍，夯实了通往名主持坦途的基础，终于在1978年后复出，成为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并备受受众青睐的著名主持人。 《论语》云：“博学而笃志。”说的是一个人有了广博的学识，还应有坚定的志向。小志小成，大志大成。许多人一生平淡，不是因为没有才干，而是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清晰的发展目标。正因为如此，国外名主持是不乏志商这一特质的。 综上所述，国外名主持所具有“三商”的特质明确地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道公式：德商+智商+志商=成功节目主持人。这，应当值得我国广电新闻界人士汲取和借鉴。 恬美与刻毒 恬美与刻毒
□黄集伟 《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 ……俗话说，话是风，字是踪。在语文里，我听见你怒放，你绝望。 西方出了个张艺谋 这句话出自一位网友的评论。说是评论，其实也就这一句。在网上，诸如此类的“一句话”点评常常融观感、杂感、灵感、伤感于一体，或像匕首，或像超短裙。如你所知，它们另外还有个洋洋自得的名字，叫“超短酷评”。 不过，上面这句“超短酷评”不稍加穿凿附会，并不好懂。其语境大致是，早在二○○五年夏，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完成大片《世界大战》。影片公映后，很多“伯粉”异常失望，觉得这部新片从故事到技巧，都与修成正果后专拍“豪华烂片”的张艺谋非常像。 于是，此语诞生。它表达失望，很失望，相当失望，却要言不烦，高度浓缩，形象地记录着一个草根(匿名网友)与一个精英(大牌导演)之间尖锐的对立却终于无奈的对话……荒唐而有趣。 伴随如此“效果”，还可以发现，事实上“西方出了个张艺谋”也是一句刻薄话，只是其外表委婉，波澜不惊而已。那刻毒一箭双雕，在一个平白简单的句子里，夹枪带棒，一句话扫倒两名人。另外一个网友也这副德行——看完魔幻大片《纳尼亚传奇》，他笑呵呵地发表现场点评说：“这不迪斯尼的《无极》吗?”……一样厉害。 诸如此类的“超短酷评”在互联网上数不胜数。它们常常直抒胸臆，锋芒毕露。这种毫不遮掩、毫不回避、立场确切、爱憎鲜明的语文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有无数鸡对鸭讲的隔膜，从来就有海量发生在语法、语境、思维习惯层面的“格式”冲突，另一方面，它也意外构建出一个稀少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以网络为平台的“童话”里，看见一丝不挂的光屁股国王，很多小朋友敢说实话。 欢迎到搜狐来开新浪博客 这话猛一看上去，挺别扭，需要解释——其“母版”脱胎于二○○五年非常著名的一句流行语：“我到百度上去Google一下”。百度是一家企业，Google也是一家企业。两家都是“搜索引擎”，关系微妙。化解那重重微妙，简单说，二者的关系不是萝卜与西红柿的关系，而是一个西红柿与另一个西红柿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我到百度上去Google一下”这句流行语俭省而精当地传递出了两个西红柿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与对立。而“欢迎到搜狐来开新浪博客”这句则不过照葫芦画瓢——它模拟一个现成的句式，轻而易举将两家著名西红柿之间长期回避、难以启齿、纷繁无比的“焦点时刻”和盘托出……语文真好。 自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围绕“博客”平台的商业运作，江湖传言甚嚣尘上。有说搜狐网策划在先实施迟疑，有说新浪网创意在后开发迅猛，还有说种桃树的没看住果实，摘桃子的道德缺乏……终于说不清。 正因为说不清，语文，尤其那种别具慧眼的语文忽然成为他山之石：化解尴尬，将纷纷扰扰万千纠缠付诸一笑。很难说那两枚西红柿之间的恩恩怨怨是“阿庆嫂和沙奶奶打起来啦”吧?那也太高谱了；也很难说那一定就是商战吧?哪有那么没规没矩的商业竞争?那好，我们索性将两枚NB烘烘的西红柿排排坐吃果果似的并置一处，让它们一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且我发现，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百度”还是“Google”，无论“新浪”还是“搜狐”，都尚无针对这句玩笑抓狂起诉、拍案而起、愤怒声讨乃至当街撒泼打滚寻死觅活的蛛丝马迹。这很好。既然位列世界级著名西红柿主流位置，理应拿出与“世界”、与“著名”相称的气度与胸襟。就算“我到百度上去Coogle一下”或“欢迎到搜狐来开新浪博客”确为环保式骂人，确为指桑骂槐，暗箭伤人，那也得忍——因为如上这些奇妙语文不仅是在考验一个著名西红柿的情商，而且，它也确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提示说，或许只有从自嘲起步，聪明的西红柿才更容易找到自省? 庄严发誓，我绝对不干好事 此语出自某网友签名档。将内心的歹毒、邪念、恶意乃至卑鄙无耻直接落实为文字，自报家门后立即自报阴险，也是网络语文一大怪。不过，这样的语文果然很透明，透明得仿佛传说中真切的人性坦白的人。他(她)自己说自己“绝对不干好事儿”，还“庄严”，还“发誓”，那就躲他(她)远点儿吧——惹不起咱躲得起。 私生活不是隐私 作家尹丽川喜欢在自己的博客日记里随便写些心绪、感想之类，都是小东西。 那一天，小心绪、小感想之外，她顺手写下上面这个句子。与那心绪、感想之类的琐屑比，这句话平淡无奇，看过也就看过，很快就忘了。可在另外一天，我莫名其妙忽然想起了它：准确、完整、一字不落想起了它。 然后开始仔细想。想了会儿，发现这话其实是个近似于小真理的聪明——请允许我将作家的原话引用完整。尹丽川说：“私生活不是隐私，理想才是。” 如你所知，进入商业社会后，“隐私”忽然奇货可居。举凡诗歌、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广播乃至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言情小说、长篇武侠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一起大规模、超范围拿“隐私”说事儿。 不过，没用多久，大家开始发现，其实，无论恋爱、婚姻、家庭、事业、床笫之欢、房帏秘事乃至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一切与人相关的隐私或经验，一概苍白地相似。而前面这番似乎繁复的意思，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说，那就是：“还不就那点儿破事儿嘛!” 是，就那点儿破事儿。就算是说出天去，男枯柴女烈火情投意合你来我往上床后．还不就那点破事儿? 大概是在去年，批评家谢有顺在一篇短论中说：经验的确是恢复文学真实品格、此在关怀的重要凭借，可“经验并不能完全救文学。”我理解，谢所说的“经验”，即近三五年持续走俏的你的我的她的你们的我们的他们的所谓“隐私”吧? 这样看，尹丽川说人与人最大的不一样不是隐私是理想，等于是说，理想才是一个人最郑重、最关键的隐私——是你想当牙医他想当看客的隐私，是你想当作家他想当小偷的隐私，是你想当三陪小姐他想当主治大夫的隐私，是你想当汽车尾气管理处处长他想当国家野驴保护中心主任的隐私……那句俗老话说得真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好几年前，我曾搜集另外一句奇特语文，那句子与尹、谢两位异曲同工的感慨一样貌不惊人，也一样聪明，一样有着持续的穿透性。那话说：“其实，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偶天生就是个粉丝做偶像不是偶的追求 上面这句话出自当红电视剧《武林外传》，是句台词儿。整个句子不到二十个汉字，却出现了“偶”、“偶像”、“粉丝”三种时髦语词。在这个发生在年代不详的古代的武侠故事里出现的这句台词属于典型的“恶搞”：它刻意穿帮，刻意低调，刻意自嘲，可其实，它嘲笑的不是“偶”，是“偶像”——不过，所谓不想当“偶像”也许是真的，因为在这个貌似恬美其实刻毒的句子后面埋着另一个流行语地雷：“偶像偶像，呕吐的对象。” 精英指数超过正常警戒线 不用等到年底再将二○○六年年初那场“文化群殴”命名为“馒头门”了吧?我觉得，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当然有，可不会太多。 从语源学的角度揣摩，用“门”为一个新闻事件命名最早源自“水门事件”。“水门事件”(Watereatescandal)又称“水门丑闻”，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丑闻之一。自水门丑闻后，每有美国政要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国际新闻界便以“门”(gate)为后缀为其冠名：从“伊朗门”到…隋报门”，从“脏血门”到“拉链门”，再去较近的“虐囚门”，已然“门”得不亦乐乎。 不过，这样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仅适用于政治危机的“专署词根”到了中国，已变革为娱乐圈纷繁八卦的专用语词：从“馒头门”到“韩白门”，从“相声门”到“超女门”，一样翻天覆地不亦乐乎。 回放“馒头门”事件中多种语文，可以发现，简单一分，其实无非“挺”、“倒”两派。“倒”者如过江之鲫，其语文旨在宣泄为主，口水滔滔，肝火旺旺，罕见诸如“人不能无趣到这样的地步”(和菜头语)之类的当头棒喝一语破的……而在如许过江之鲫的“秽语爆炸”(朱大可语)中，挺派语文基本全军覆没，不彰其声。 而在这个用毫无分量可言的馒头砸出来的“门”事件中，那种既一针见血、又肝火归零，既优雅从容、又婉转鲜明的“刻毒”我看到过两句，一句出自评家力夫之手，他最精妙的一句话说：“陈凯歌的精英指数已超过正常警戒线”；另外一句出自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记者罗伯特——他在报道“馒头门”事件时这样写道：“……这部以古代为背景并运用了大量特技效果的功夫肥皂剧遭遇了滑铁卢。” 在罗伯特的这个句子中，定语(以古代为背景并运用了大量特技效果)与中心词(功夫肥皂剧)之间的巨大落差其实已是他本人态度、立场乃至情感指向的完美表白……另外，它也从旁证明，美好优雅的刻毒从来不是怨妇当街撒泼满嘴詈语脏字呢。昨天、今天乃至明天，永远不会是。 但我们建议读为“胡歌” 咱国家原本就是个“南腔北调”的大家庭。尽管我们有川普(四川普通话)、沪普(上海普通话)、广普(广东普通话)乃至陕普(陕西普通话)，但念诵超女口号“想唱就唱”，川、沪、广之类就算齐声高诵，也依旧各是各的“响亮”。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在那杂音喧哗的每个“滋”、“呲”、“嘶”里，掩藏着我们民族由来已久的智慧与狡黠。 在这种口音、方言莫衷一是杂花生树的背景下， 当Cooele公司将自己的中文新名“谷歌”公之于众后议论四起，也就一点儿不奇怪。起名儿原本是人家Coogle自家的事儿，可在万千网民嘴里，它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这位网友的总结性发言：“我觉得‘谷歌’这名儿还成……不过呢，它没有‘咕咕’搞笑，没有‘狗狗’环保，没有‘果果’童趣，没有‘古格儿’洋气，没有‘谷果’乡气……”你看你看，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真贫。 不过我想，假使Google只是一家芝麻粒大的乡间作坊，就算花钱雇人关注、关心、关爱，也多半没人搭理。在众多网友咕咕、果果、狗狗之类南腔北调纷纷扰扰笑语喧哗中，我不仅看到了Coogle品牌极高的美誉度和关注度，而且发现，正是由不同的口音文化乃至掩藏其后的文化态度、文化个性意外将“国际知名品牌汉译”这种“专门事务”活生生闹腾成了一次大众参与的语文讨论……热闹。 当然，如此大众、如此闹腾、如此笑语喧哗，多少有点乱。不过，语文之事，的确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乱”，真也乱得生气贯注。某日晚上，很晚了，忽收朋友短信一则。那短信短得不能再短，就两句。一句说：“给Goode起名儿的人是个mm(妹妹)”。一句说：“因为‘欲’字中间有个‘歌’”……这当然不过玩笑而已，可你得承认，这玩笑开得相当高级；而今天早上我收到的另外一条短信据说来自一个著名作家的博客——就一句：“‘Gooele’读为‘谷歌’，但我们建议读为‘胡歌’……” 这位作家简简单单的这句话其实暗含复杂意味：在二○○六年春天消费过那只史上“含金量”最高的“馒头”的老百姓都能看出作家说的根本不是Google，他在声东击西，指鹿打马。网络是鸡，我们是蛋 上面这句子出自网友郭涛的个人签名档，他因热衷于“网络DC剧”的编纂与演出而成名，是所谓“网络名人”。与大多数借助网络成名、随后便一定要在自己的祖籍修建“故居”的那些网络名人不同，成为网络名人后的郭涛自觉而清醒，他没昏头．没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沉浸在永垂不朽的幻觉中……如前判断并非猜测，郭在他的签名档里说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没有网络这只时髦老母鸡也就没有他；他知道，他只是一只网络孵化的鸡蛋，而非龙蛋凤蛋麒麟蛋或熊猫蛋。这很好，值得表扬——表扬他，等于表扬当下网里网外普遍稀缺的清醒与理智，而清醒与理智不仅恬美需要，刻毒也需要。 二○○六年五月六日 夹缝里的人生 夹缝里的人生
□刘心武 《当代》2006年第5期 1942年生，被人称为“文坛老字号，快乐边缘人”。1977年以短篇小说《班主任》引发“伤痕文学”浪潮，1986年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近年仍创作了很多小说及散文随笔，出版有《站冰——刘心武小说新作集》等。亦致力《红楼梦》研究十多年，2005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举办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出版了相关书籍。最近又开始了“红楼心语”的写作，将在本栏目陆续发表。 1 林黛玉初到荣国府，先去见外祖母。书里交代得很清楚，荣国府中轴线上的主建筑群，正房挂着皇帝赐的金匾，以及一副谦称“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的银联（实际是书中“义忠亲王老千岁”所题），那是贾政和王夫人居住的空间。贾母则住在这组中轴线主建筑的西边的一处院落，林黛玉的轿子是从西角门抬进府里的，走了一射之地，下这轿子后，再换另一乘轿子，又抬了一段以后，才到达贾母院落的垂花门前，林黛玉再下轿，众婆子围随，进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转过穿堂的大插屏，现出三间厅，厅后方是正房大院，正房五间，皆是雕梁画栋，两边以穿山游廊连接厢房。 贾母的院落相当气派，住房面积很大，房架很高。五间正房里有套间，套间里有暖阁，还有碧纱橱，所以不但她自己住得很舒服，还可以把最喜爱的孙辈宝、黛都留在同一个大空间里居住，史湘云来了也常跟她住在一起。第四十回刘姥姥这样表述她对贾母住房的印象：“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那一间房子还高。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我想并不上房晒东西，预备个梯子作什么？后来我想起来，定是为开顶柜收放东西……” 贾母的院落与贾政王夫人的院落之间，是一条南北向的宽夹道，两院各有角门与夹道相通。这夹道的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的抱厦厅，北边呢，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大门，小小一所房舍，那是贾琏王熙凤的住所。王熙凤可谓荣国府的CEO，但她辈分低，居住空间当然也就只好小一些，但第六回，曹雪芹透过一进荣国府的刘姥姥的眼光感受，把那空间里的景象描写得很细腻，凸显着豪门贵族的荣华奢靡。 附带说一下，书里对荣国府内部建筑格局的交代，是随着情节的推移，不断将其细化的。比如，林黛玉入府，进西角门走了“一射之地”，“一射”就是武夫用力拉弓射箭，那枝箭飞过的距离，怎么说也有五十米以上，那么，在贾母院门以外，那么大的一片空间，难道都是旷地吗？看到后面，我们就知道，在荣国府西南的那个位置，以及相对应的东南一带，还有供下人住的群房，金钏被撵出去以后，就暂时被发落在那里，结果她无法承受羞辱感，就投入那东南角的水井“烈死”。第三十九回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正“信口开河”讲“茗玉小姐抽柴”的故事，结果外面人吵嚷起来，原来是府里南院马棚“走了水”，也就是发生了火灾，贾母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见东南上火光犹亮”，当然那火很快被扑灭，这就进一步证实，贾母院东南边，还有一片级别比较低的建筑群，而贾母正房的房基很高，站在廊上，能望见那边的火光。 到第四十三回，写“闲取乐偶攒金庆寿”，给凤姐过生日，交代说贾母院里新盖了个大花厅，在里面坐席听戏。可见贾母的院落非常宏阔。估计盖了新花厅，仍有足够栽花种树的露地存在。 书里不少情节，集中发生在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生活的这三个居住空间里。 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设定为贾母长子并袭了一等将军爵位的贾赦，却并不住在荣国府里，不就近侍候自己的生母，这很奇怪。书里很清楚地交代，邢夫人带黛玉去他们那边，是要先出荣国府西角门，坐一辆翠幄青绸车，路过荣国府正门，另入一黑油大门，才能抵达。“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见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这也很奇怪，书里未说贾母两个儿子分了家，为什么袭爵的大儿子却把荣国府中轴线的正房大院，让给并没有爵位的弟弟去住？既然两兄弟居所挨着，为什么不在隔墙上开门相通，互相来往竟需要先出大门乘轿坐车，再进对方大门？我在《揭秘〈红楼梦〉》一书里，对此有所分析，这里从略。 书里（指曹雪芹留下的八十回）直接写到发生在贾赦邢夫人那个院落里的事情，只有两次，除了第三回，还有第二十四回，写宝玉奉贾母之命去探望生病的伯父，在那里见到了黑眉乌嘴的贾琮。 至于宁国府，书里有些篇幅写到那边的事情，在具体的屋宇园林的描写上，或极度夸张（如对秦可卿卧室），或比较含混（如从王熙凤眼中看出的《园中秋景令》），尤其是在各个建筑物的平面关系上，缺乏明确的交代。第七十五回写到贾珍在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早饭后约请一些公子哥儿来“习射”，那箭道的形状应该与夹道类似。 当然，从第十七十八回以后，书里的大量情节，就都发生在为元春省亲所建造的大观园里了。 曹雪芹写这部书，估计他对发生在荣国府里的故事空间的设计，一是有原型依据，二是他会绘制出一幅从原型出发而加以艺术想象的屋宇园林示意图，怪道他笔下的空间转换基本上流畅自如，前后接榫，滴水不漏。大体而言，他对大观园的描写想象的成分多，显得非常夸张，属于浪漫性质的文笔，而对于荣国府原有建筑群的描写，则非常写实，甚至有些个回忆录的味道。 现在我要特别地研究一下，在曹雪芹笔下，除了发生在荣国府那些大大小小的院落里的故事，他还写了哪些发生在建筑群之间的夹道里的事情？ 2 荣国府里不止一个夹道。除了上节写到的那个位于贾母院和王夫人院之间的南北向夹道，第四回就写到，薛姨妈一家来了，被安排住进府里东北角一处叫梨香院的房舍，“原来这梨香院即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余间房屋，前厅后舍齐全，另有一门通街……西南有一角门，通一夹道，出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这夹道应该也是南北向的。后来因修建大观园，预备迎驾元妃省亲，梨香院又腾出来给贾蔷管理的十二官戏班子使用，薛姨妈一家就又挪到了府里更东北边的一处院落里居住。 第七回写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欲找王夫人回话，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到梨香院找她妹妹说话去了，周瑞家的便转出东角门至荣国府东院，通过夹道，往东北边的梨香院去。所谓陪房，就是一房人，夫妻连带儿女，被当做陪嫁物，随富豪家的小姐，一起嫁到了其夫君家，在那边继续服役。周瑞家的，是周瑞的媳妇，因为得到王夫人信任，王熙凤一辈的，都唤她周姐姐，算是有头有脸有一定权势的仆妇，但不管怎么说，到头来，她的身份，还是一个地道的奴才，是一个夹缝里求生存的卑微生命。 第七回写周瑞家的奉薛姨妈之命，去给众位小姐、媳妇送宫花，把她送花的路线，写得非常细致。她出了梨香院，先携花来到王夫人正房后头，当时迎、探、惜三位小姐分住在王夫人房后三间小抱厦内，贾母命李纨陪伴照管，周瑞家的把花分别送给迎、探、惜后，“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遂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在凤姐那边完成任务后，才往贾母这边来，过了穿堂，忽然遇见了她女儿，跟女儿说完话，才进入贾母正房，在宝玉住的那间屋子里，见到正跟宝玉解九连环玩的黛玉，周瑞家的把两枝花献给黛玉，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 确实，周瑞家的能说什么呢？读者从前面的描写里清楚地看出，她送花的路线，由近而远，循序渐进，并没有什么错失。但黛玉是何等身份，她系何等角色，哪有辩解的余地？只得忍气吞声。 从这样很细腻的文笔里，我们仿佛随着周瑞家的脚步，进一步了然了荣国府里建筑的空间布局：当中是正房大院，正院西边是贾母院，这两个院落的后缘基本上平齐，当中是一条南北向夹道，夹道北是凤姐院，勾连夹道的有角门，有穿堂；正院东边的院落，应该很大，梨香院在东院东北角，它的下缘比王夫人的那个院子还要靠北，从梨香院出来，要通过一条南北向夹道，才能到达王夫人院后面的抱厦，那抱厦外则有一条东西向的夹道，尽头是花墙，花墙上有角门，出那角门可通凤姐院。这样，我们就至少知道了三个互相连属的夹道了。 3 送宫花，为什么不送给李纨？李纨是寡妇，连脂粉都不能涂抹，遑论戴花。第七十五回写尤氏到荣国府来，进大观园，至李纨住的稻香村，想洗个脸补补妆，因为李纨没有脂粉，大丫头素云就把自己的拿出来，请尤氏将就着用，李纨责备她：“我虽没有，你就该往姑娘们那里取去，怎么公然拿出你的来……”尤氏好脾气，也就用了，这个细节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李纨只能甘如槁木死灰般生存，戴花的乐趣都被剥夺了，那是非常残酷的封建礼教，有一大套繁缛的规矩，维护着那个社会的伦理秩序。 像王夫人院、贾母院、王熙凤院，一般人未经特许，是绝不能擅入的。那是贵族府第里的伦理秩序。曹雪芹把这一点写得非常清晰。府里其实有着多样的生命存在，有大大小小的管家、办事人员、清客相公、小厮仆妇、门房杂役，厨子马伕……第六十三回还透露，荣国府里还有皇帝征戎大胜后，赏给府里的几家土番，那么这些生命，多半就只能在划定的区域里活动，他们如果有幸遇见主子，也多半是在夹道里偶然邂逅。 第八回写宝玉一时兴起，往梨香院看望宝钗，“若从上房后角门过去，又恐遇见别事缠绕，再或可巧遇见他父亲，更为不妥，宁可绕远路罢了”，于是他仍从贾母院往南出二门，跟从的丫鬟嬷嬷以为他是去宁国府，结果他到了穿堂，又折向东边再往北边，绕厅后而去，显然，他是选了一个从南往北的角度，要去通向梨香院的夹道，他倒是躲过了动辄逼他读书上进的父亲，可是，“偏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人走来，一见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萨哥儿，我说作了好梦呢，好容易得遇见了你！’说着，请了安，又问好，劳叨半日，方才走开。”打听得当时贾政正在梦坡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宝玉才算松了口气。那梦坡斋，位置应该就在上房院东北后角门附近。 书里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和“老学士闲征姽嫿词”两段情节里，集中刻画了詹光、单聘仁等清客相公的嘴脸。这是些典型的社会填充物。妓女是以色事人，他们是以才事人，都有很酸辛的一面，这些清客相公一般都通琴棋书画，可以在主子面前陪读、陪吟、陪聊、陪笑、陪奏、陪歌、陪棋、陪卜、陪绘、陪书、陪观、陪游……当然，更重要的是看主子脸色，揣摩主子心思，赔尽小心。曹雪芹把詹、单二清客的首次亮相，特意安排在了荣国府的东夹道一带，既符合生活的真实，更是具有隐喻的空间安排。 宝玉那天真是刚历一劫，再遭一劫。他满心满意要去见的，是宝姐姐，谁知往北去那梨香院所经过的东院里，有府里一片办事房，“可巧银库房的总领名吴新登与仓上的头目名戴良，还有几个管事的头目，共有七个人，从帐房里出来，一见了宝玉，赶来都一齐垂手站住。独有一个买办名唤钱华，因他多日未见宝玉，忙上来打千儿请安，宝玉忙含笑携他起来”，那些人就恭维宝玉斗方儿写得好，宝玉并不停步，敷衍他们两句，径往梨香院而去。注意曹雪芹笔下所写的这两拨子在东夹道附近跟宝玉相遇的人，肢体语言大不一样，前二人轻佻，后七人恭肃，都很符合他们在府里扮演的角色，清客相公相当于宫里的“弄臣”，本是供主子取乐的，他们适度轻佻乃职业本色，但办事员们就不一样了，虽然背地里坑坏主子，表面上则争先表现出自己的中规中矩。 第十七、十八回（古本两回未分开）里，写到宝玉在贾政对他“试才题对额”后，不得不跟到贾政书房，贾政把他喝退，忙从那里回贾母院，出贾政院时，被跟贾政的几个小厮拦腰抱住，把他身上挂的荷包等佩戴物尽行解去，那应该也是发生在夹道里的事。 第三十回写宝玉大中午的“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过了穿堂，便是凤姐院落，只见院门掩着……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房内……”空间转换写得一丝不苟，与前面的交代完全对榫。 第十一回、十二回，贾瑞想占有凤姐反被凤姐耍弄，最后死去的情节，估计是曹雪芹从旧作《风月宝鉴》里取用化入的，里面写凤姐毒设相思局，先利用了凤姐院和贾母院之间的穿堂，后来又利用了她那小院后面的夹道空房，那里有高大的房基形成的台矶，与仆人们的住房区域相通，再往北就是府第的后门了。这样的空间交代与前面的描写是相符的，第六回刘姥姥好不容易摸进后门，找到周瑞家，周瑞家的就是从北边把她带到凤姐院里的。贾瑞也属于一种社会填充物，而且是最无聊的一种，他那夹缝里的卑劣人生，很快由他自己以妄想型的纵欲而结束。 4 夹道对于荣国府的主子们来说，不过是从一处使用空间转换到另一处使用空间的一片过渡地带，他们经过时，很少特意停留。 但是，对于像贾芸那样的角色——论血统跟荣宁二府同谱，论现实社会地位和经济状态，却与二府有了天壤之别——荣国府里的夹道，却是他们攀附贵亲的可利用空间。 贾芸以同宗亲戚的身份，混进荣国府角门二门不难，但想登堂入室，那就得费尽心机才行了。他一般情况下是总在那夹道里徘徊蹀躞，希图逮机会“偶遇”府里的主子，趋前建立起较为亲密的关系，以谋取自己的利益。 第二十四回，写到贾赦偶感风寒，贾琏从那边请安回来，宝玉则正要奉命也去请安，一个下马，一个正待上马，哥俩对面，少不得寒暄几句，那位置，应该是在贾母院外，离夹道很近的地方，他们刚说了两句话，忽然转出一个人来，就是贾芸，贾芸显然老早就埋伏在夹道里听动静，有此良机，焉能错过？就转出来“给宝叔请安”，宝玉根本不认得他，贾琏就告诉说：“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第二十二回贾琏跟凤姐提起他时，则说是住“西廊下”）宝玉随口应酬几句，更随意说出了一句“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作儿子了？”原来那贾芸已经十八岁了，没等宝玉反应过来，伶俐乖觉的贾芸意识到机会难得，良机绝不可失，便马上笑道：“俗话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宝玉听此甜言，就糊里糊涂地认了个干儿。 贾芸家住西廊下，所谓廊下，指的是庙宇正院两侧厢房后边的夹道。我童年时代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挨着隆福寺，那时候寺庙建筑还相当完整，两侧的厢房由一些市民杂居，厢房有廊子相连属，所以叫廊下，住在那里也可以说是“住廊上”，那些房屋既有门通庙也有门通街，所谓通街，其实那街就是原来厢房与庙墙之间的夹道，后来两头开通，变成了胡同，隆福寺两侧的胡同，一侧叫东廊下，一侧叫西廊下，我那时从与之垂直的钱粮胡同去隆福寺小学上学，天天都可以穿过东廊下或西廊下来回。当然，北京不止一处庙宇有西廊下和东廊下，据有的红学家考证，荣、宁二府的原型，大体在北京的西北城，则书里贾芸、泼皮倪二等所居住的“西廊下”的原型，很可能是也位于北京西北部的护国寺一侧，这与书里写到的二尤的故事，贾琏偷娶尤二姨安家在花枝巷，都是对应的，花枝巷干脆直接用了真实的地名，现在北京城西北什刹海附近，就还有条一直把名称延续了几百年的花枝胡同。我青年时期任教十多年的那所中学，也就在那附近，所教过的学生，有的就居住在花枝胡同里。我读《红楼梦》，确实有特殊的亲切感。 我感觉，北京的小市民，特别是什刹海一带的小市民，至今身上还延续着贾芸的人格基因，那就是特别善于在夹缝里求生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那斗争有一隙的松缓，就会有人苦中作乐，重新栽种点玻璃翠那样的花草，养几尾小金鱼，而在前海与后海相交的银锭桥畔，就会在早晨和傍晚出现卖碎马掌片（用做花肥）和鱼虫（用来喂鱼）的身影，这是些顽强的生命，在大时代的缝隙里，他们有自己不以言辞表达的生存哲学，他们算什么样的角色呢？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那是些不容忽视的社会填充物。那时候，我在银锭桥头，看到过，一辆军用吉普车在一个卖鱼虫市民脏兮兮的钢种盆（钢种是北京市民对铝的代称）前停住，一个军人下车，用二分钢镚儿买下那市民用钢种勺给他舀出的一勺红粟般的鱼虫，装在了一个薄而半透明的塑料袋里，那军人虽然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年代”，但家里也还是养了金鱼，或者他本人并不喜欢，但是他妻子却喜欢，于是他也就来做一件让妻高兴的事。这说明即使社会已经非常单调板结的情况下，社会填充物（无论是鱼虫还是卖鱼虫的市民），仍是延续超政治人情的一种载体。 我就这样来理解《红楼梦》里的贾芸。他与上面提到的清客相公和帐房管事等生命存在还有所不同，那些人身上有太明显的势利眼与贪婪心，虚伪是带有损人性的，贾芸却只是朴素地为自己生计着想，他的虚伪只是一种小市民的庸俗客套，即使为了利己，却并不损人。 贾芸在书里，好几次出现在夹道一类地方。他向贾琏求份差事不成，去向亲舅舅卜世人求援更遭排揎，但他并未灰心丧气，巧遇醉金刚倪二，意外地从其义侠之举中，换取了向凤姐献媚的麝香、冰片，于是，在同回书里，他又出现在夹道里，这次是在那条夹道的北端，到了贾琏王熙凤那个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笤帚在那里打扫院子呢”，正待时机，天赐良机，一群人簇着凤姐出来了，他忙把手逼着（就是双臂下垂手掌紧贴身体），恭恭敬敬抢上去请安，凤姐哪里用正眼瞅他，只顾往前走，随口几句话打发他，他却进一步发挥小市民那嘴里涂蜜的舌上功夫，把凤姐奉承得浑身舒坦，于是，凤姐不但满脸绽笑，还居然停下了脚步，贾芸赶紧边继续奉承边把装麝香、冰片的锦匣举起献上。尽管机关算尽的凤姐并没有马上派他差事，但他后来终于得到了承包在大观园里补种花草树木的美差，他的人生境遇，由此有了个良性的转折。 贾芸认宝玉作干爹，主要是想借机混进大观园，扩眼界，觅生计。还是第二十四回——这回书的主角是贾芸和小红，曹雪芹非常细腻地描写这两个生命的存在状态与人生追求，那种一提《红楼梦》就只记得宝、黛爱情的读者，现在应该懂得，《红楼梦》是极其丰富的文学画廊，即使完全把十二钗的故事暂搁一边，书里仍有非常丰富的人物刻画与极具深度的人生戏剧——曹雪芹写到贾芸又一次来到荣国府，他开始依然只能在主建筑空间外围一带寻觅机会。书里补写出在贾母院仪门外有处外书房，叫绮霰斋。就在那个地方，他有了一次艳遇。而巧遇他的小红，知道他是本家爷们，“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对青年男女敢于互相正视，而且你言我语，算是非常大胆，可谓一见钟情。 贾芸和小红的爱情故事，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安排的一个大关目、大过节，读者切不可漠然轻视。八十回后，据脂砚斋批语透露，贾芸和小红有情人终成眷属，贾府被抄家治罪，他们没有被触及，但他们不怕受株连，主动去营救凤姐和宝玉，小红和另一个比她更早离开荣国府的茜雪（因为一杯枫露茶的事情被撵了出去），到监狱的狱神庙去安慰他们，贾芸则“仗义探庵”，可惜因为那些已经写成的文稿都被“借阅者迷失”，我们目前已经很难想象，贾芸探的是哪个庵（拢翠庵？馒头庵？水仙庵？），探的是庵里的谁？那探望是想达到什么目的？究竟达到了没有？大结局是什么？ 曹雪芹所塑造的贾芸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形象，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5 对《红楼梦》进行文本细读，我们会拾回很多过去匆读草读所忽略的文句情节，从而产生出更浓酽的探秘兴趣。 比如，上一节提到，第二十四回，写到荣国府里有一处外书房叫绮霰斋，而宝玉的丫头里，就有一位叫绮霰，绮霰这个名字跟晴雯分明是对应的，就像麝月跟檀云对应一样，但绮霰作为丫头写得模模糊糊，没什么“戏”（檀云也没“戏”），那么，她的名字怎么会与外书房的斋名相重呢？ 也有细读后可以有所领悟的地方。比如，因为曹雪芹笔下避免写清代男子的薙发留辫和长袍马褂，再加上后来改编的戏剧影视多让男角穿戏装，于是有人怀疑书里写的生活景象究竟是不是清代的？那么，上面引用的关于买办钱华在夹道里见到宝玉，“忙上来打千儿请安”，“打千儿”是清代特有的男人向人致敬的肢体语言：左膝前屈，右腿后弯，上身微俯，左臂后背，右手下垂，口中问好。“打千儿”这种礼节名称和方式，在清代以前直到明朝，都是没有的。因此，尽管作者托言笔下所写的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其实却是“大有考证”（脂砚斋语）的，就是写的清朝的事。 还有贾芸引的那句俗话：“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摇车”不是汉族的摇篮，是满族特有的一种育儿工具，男婴出生第七天，要举行“上摇车”的仪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摇车”据说是吊在屋梁上的一种摇篮，为什么偏叫“车”？在满语里有特别吉祥的含义，而那“车”里会搁放若干满族特有的吉祥物。这说明《红楼梦》里所写的，是一种满、汉文化互相交融的社会生活。 不进行文本细读，还会忽略一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伏笔。比如第二十八回，这回的主体情节是“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但其中有一个“过场戏”，用了三百多个字，篇幅不算很小了，那“过场戏”的空间位置，就在凤姐院门外，那条夹道的尽北头。 宝玉从王夫人院出来，往西院贾母那边去，“可巧走到凤姐儿院门前，只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凤姐的肢体做派经常如此，形成她个人的“性格符码”，第三十六回她从王夫人屋里出来，“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接着就跟众人说了一番狠话。但二十八回在那夹道尽头她的院门前，她对宝玉却全是温言软语，她让宝玉进屋去帮她写个单子，要求写上“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上用纱各色一百匹，金项圈四个”。宝玉觉得奇怪，问：“这算什么？又不是帐，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凤姐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在这类事情上照例是“浅思维”，绝不深入探究，写完再应答几句，忙慌慌去贾母那边院里找林妹妹去了。 凤姐为什么要劳宝玉驾写这么个单子？书里前面早就交代，凤姐有个文字秘书，记帐写礼单查书念占卜文等等事情一律都由这个人承担，这人叫彩明，是个未弱冠的小童，本是随叫随到，言听计从的，凤姐的这个单子却偏不叫彩明写而让宝玉代劳。 曹雪芹写这样一笔，难道是在写一串废话吗？当然不是。我在《揭秘〈红楼梦〉》里，分析出，书里实际存在着“日”“月”两派政治势力，一派是以“义忠亲王老千岁”为首的“义”字派，一派是以“忠顺王”为首的“顺”字派，荣、宁二府在这样的大格局里，其实也是“夹缝里求生存”，荣国府当家人凤姐，她应付宫里面，应付“日”边的元妃，当然不必忌讳，文字方面的事情命令彩明书写就是了，但是，她若应付“坏了事”但余党仍在的“义”字派这边呢，她就不得不格外隐秘，让一个完全不懂“仕途经济”的宝玉帮她写下单子，是非常巧妙的办法。 我以为，曹雪芹把这个“过场戏”的起首安排在夹道里，也颇值得玩味。估计八十回后的情节里，凤姐和宝玉的双双被逮入狱，跟这张“没头脑”的单子被查抄出来，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第二十三回，写到宝玉从贾政王夫人院里听训出来，如获大赦，往贾母院里跑，这段情节跟凤姐没有关系，但有条脂砚斋批语却指出：“妙！这便是凤姐扫雪拾玉处，一丝不乱。”凤姐扫雪拾玉，显然是八十回后的一个情节，从脂砚斋这条批语的口气，以及另外很多条批语，我们可以知道，曹雪芹并不是只写出了八十回书，八十回后他也写了，他在世时，整部书稿已经大体完成，只待进一步修订，剔毛刺，消瑕疵，但出于我们无法细知的原因，八十回后的书稿竟被“借阅者迷失”！凤姐扫雪拾玉，曹雪芹写成，脂砚斋读到，但今天的读者却不得一睹。凤姐怎么会沦为扫雪的粗工？她拾到的是什么玉？曹雪芹写这一笔用意何在？我在《揭秘〈红楼梦〉》第二部第三十二讲里有详尽探讨，这里不重复。我只想再强调一下：曹雪芹几次把跟凤姐有关的情节，安排在夹道、穿堂这样的空间里，不管他主观上有没有那样的用意，作为读者，我们会感觉到，那是凤姐在“日月双悬照乾坤”的政治夹缝，以及邢王二夫人对峙的家族夹缝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的一种艺术隐喻。 6 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宝玉何尝不是一个“夹缝里的生命”。贾宝玉要由着自己的性子生活。他“懒于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潦倒不通事务，愚顽怕读文章”，他跟父亲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因素之一就是父亲“恨铁不成钢”，怎么把他往仕途经济上引也是徒劳枉然。但如果把贾宝玉笼统地定位于“反封建的新人”，则未必符合书里的描写。 第五十二回，又一次写到荣国府夹道，这回呈现出了值得注意的一幕：宝玉穿着贾母给他的雀金裘，出发去他舅舅王子滕家拜寿，他并不想去，却不得不去，老嬷嬷跟至厅上，只见六个大男仆和四个小厮，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已在那里立候多时，宝玉被他们护卫着上了马，说：“咱们打这角门走吧，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这时男仆周瑞就侧身笑道：“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的，爷可以不用下来罢。”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早在第三十七回，还是秋天的时候，贾政就被皇帝点了学差，到外省去了，直到第七十一回，已是再一年的初秋，才交代贾政回到家里，按说第五十二回过年的时候，父亲不在家，宝玉更可以大肆地“反封建”，讲究什么“过父亲书房必须下马”的“破礼节”！偏要大摇大摆骑马从那书房边过一下，示示威！岂不过瘾？但是，书里怎么写的呢？宝玉对周瑞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这就说明，宝玉并不为一个先验的观念去选择生存方式，他只不过是希望父亲也好，宝钗也好，别的什么人也好，不要勉强他去投入仕途经济，至于封建伦常秩序的礼数，他觉得并未怎么伤及他的个性，甚至有时还能从中获得温馨乐趣，他是并不想去破坏、对抗的。 于是，宝玉就骑着那白马，让过书房的位置，出了角门。这时的空间位置应该是在夹道当中了，结果顶头遇见了大管家赖大，宝玉忙笼住马，意欲下马——在清朝满族贵族家庭，服侍过上一辈的老仆，特别是府里的大管家，小辈主子按规定是必须要尽到礼数的——宝玉其实完全可以拒绝这一套，但他并没有丝毫反叛性行为，倒是赖大忙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宝玉呢，还要施礼，“便在镫上站起来”，这是一个替代下马的姿态，并且还携着赖大的手，说几句客气话。 这就是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他企图在摆脱封建礼教桎梏个性的方面进行一些抗争，又在遵守享受封建伦常的温情方面表现出一些乖觉，求得在那样一个社会家庭环境中的生态平衡。这实际上也就是在把自己从封建社会的“砖瓦”中抽出，却又仍然还在“砖瓦缝”里成为了一种“填充物”，这种“填充物”并不起到黏合“砖瓦”的作用，从长远的效果来说，由于只是一种寄生状态，是疏松的、随时可能游离的，作为“消极填充物’，它最终可能会起到使“砖瓦”松动的作用，但要达到“忽喇喇大厦倾”，那就还得靠“厦墙”外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力量，跟那样的存在相比，宝玉也好，黛玉也好，就还只能算“夹缝中的生命”，显得脆弱、渺小。 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这个情节，还出现了一个场景：“接着又见一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个拿扫帚簸箕的人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独那为首的小厮打千儿，请了一个安，宝玉不识名姓，只微笑点了点头儿。马已过去，那人方带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门，门外又有男仆小厮马夫一大群，再出角门，才是府外，前引旁围的一阵风去了。 《红楼梦》里很少出现底层人物，书里的那些大小丫头，从社会阶级属性上可以算作女奴，但跟府外的奴隶们相比，她们的衣食住行就强太多了。书里也还出现了二丫头等农民形象，但惊鸿掠影，一闪而去。夹道里的这二三十个拿扫帚簸箕的小厮，也只偶然露了下脸，且是群像。曹雪芹为什么特意写夹道，写夹道中有这样一些最底层的生命？我想，他是要让读者知道，这诗礼簪缨族、温柔富贵乡，不是凭空存在的。 在“大府戏”里安排“夹道”的场次，说明曹雪芹的确是大手笔，也说明《红楼梦》文本确实是丰厚细密，这“一粒米”，把大千世界呈现得多么精微剔透！ 2006年夏绿叶居—温榆斋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女性悲秋情结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女性悲秋情结
□曹春茹 《名作欣赏(学术专刊)》2006年第10期 摘要：中国古诗中的女性（思妇、弃妇、妃嫔、宫女等）悲秋情结大量存在，很引人注目，它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女性的附属角色、卑微地位及不幸遭遇；由于这些诗作的作者多为男性，所以其中又蕴含着代言和隐喻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女性悲秋情结隐喻文化身份 《毛传》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历代研究者大多研究士人（男子）在失意、离别、羁旅、贬谪、病痛、死亡等境遇中的悲秋情怀，似乎悲秋只是男子的情感体验，伤春才是女子应有的情怀。其实女子不仅伤春，而且更容易悲秋：“男女两性在所谓的心理等稳性和‘坚定性’方面也有某些差异。男子通常在生活中有较多的自主性，能较好地抵制社会环境的影响。……妇女则相反，比较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妇女的高度敏感性是引人注目的。甚至最小的不幸也会使妇女哭泣，而男子只有在特别悲惨的场合才会落泪。” 士人悲秋，“……乃悲秋时易过而所事无成也。”女子悲秋，所表达的则是她们心灰意冷、走向死亡或末路的悲怨。阶级社会中的女性，尤其是思妇、弃妇、（未见幸或得宠又失宠的）妃嫔和宫女，这些特殊群体的悲秋情结的产生与她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及不幸遭际密切相关。 《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说卦传》云：“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系辞》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可以看出，从《易》开始，男女角色就被定了位。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男女关系呈现了“天地化”的倾向——丈夫就是妻子的“天”，没有了“天”的滋养，“地”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班昭《女诫》进一步解释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行违神?，天则罚之。……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主同也。”在阶级社会中，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只是男子的附属物和私有财产，没有人格独立、人身自由和人权平等。现实的情形是，“古已有之的封建纲常与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了绝大多数女子孤立无援、依人为活的命运。她们的软弱或是屈从皆因为作为群体的统治阶级的男性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女性根本无力去改变这种局面。”思妇、弃妇、妃嫔、宫女这些女子们暂时或永久地失去了她们的“天”，她们的爱情、婚姻、幸福或遥遥无期或已不幸夭折，这是她们悲秋的根源所在。“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独处于众芳摇落的凄凉之秋，她们自然悲从中来，饱受忧虑、怨恨、悲愤和绝望的情感折磨。 一 由于西周以来绵延至整个阶级社会的战争、兵役、徭役以及游学、科举、商贸等原因，男子外出的情况很多，“少小离家老大回”①、“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②、“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③等诗句均为佐证。《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用始行戮”，“仲秋之月，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仓。”……这就制造了更多的秋日离别，促成了更多的思妇悲秋。思妇的种类很多，包括征人妇、游子妇、商贾妇等。 在男尊女卑的阶级社会，女子被种种清规戒律所束缚。《礼记·曲礼》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对于丧失了自由外出和社交权利的女性来说，丈夫成了他们唯一的情感寄托。一旦丈夫离家，她们便牵肠挂肚，饱受相思、寂寞之苦，甚至胡思乱想。 曹丕的《燕歌行》是一首典型的思妇悲秋诗：“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秋雁南归，寂寞难耐的女主人公面对此情此景，不觉泪下沾衣，企图以援琴歌唱来驱遣愁绪，无奈一曲未完而心痛欲碎，只得作罢。皎皎的明月和西流的银河，又将其带入银河畔的凄美神话，她在为牛郎织女鸣不平的同时也流露了自己的怨恨之情。思妇企盼爱人归来，而悲凄的氛围（秋景）则烘托了她内心的苦楚，使诗歌的基调更加哀婉低回、引人神伤。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④这种真挚的思念，在李白的笔下化作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⑤。诗中的悲秋女子形象已经变为一个群体（“万户”），更具有社会意义。王夫之《斋诗话》评曰：“‘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月夜中的“秋声”“秋色”对思妇的思绪是一种强烈的挑拨，不仅使其倍加思念征人，也引发了她们对征戍制度的感性思考。“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思妇的情感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和延伸——“本闺情语而忽冀罢征”——诗歌思想内容得到深化，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希求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 思妇在秋天的悲愁，也包含了对丈夫的无限体贴和牵挂。张仲素《杂曲歌辞·秋夜曲》中，“秋壁暗虫通夕响”，证实了思妇整夜未眠。一句痴语：“征衣未寄莫飞霜”，表达了思妇的一片爱意，虽无理，却有情。“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一首《寄夫》，诗中的征衣、家书、千行泪，饱含着妻子的深切关怀。 当然，丈夫的长期不归，也难免让思妇们暗生隐忧：“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⑥；“常恐新间旧，变故兴细微”⑦，而这份情理之中的担忧更会加重她们的秋日之悲。 二 在男尊女卑的阶级社会，男性可以驾驭一切，当然也包括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男子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选择或抛弃女子的权利。《大戴礼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在这些荒唐条款的纵容下，男子因喜新厌旧而背叛爱情和婚姻的极不道德的行为理所当然为社会所容忍、默许，这是产生弃妇的主要原因。而班昭的《女诫》则雪上加霜地补充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再嫁之礼。”这就断绝了弃妇们的最后一条出路。绝大多数被弃女子都恪守着从一而终的戒律，她们的爱情生活甚至余生都被彻底送进了坟墓，以死守节亦不在少数。所以，弃妇们的悲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历史舞台上不断上演，她们的悲秋之情较思妇更为凄美。 弃妇诗滥觞于《诗经》，如《卫风·氓》、《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等，这几首诗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弃妇的悲秋情绪。《谷风》开头就描写了无情的秋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法国汉学家郁白曾讲过：“据说负心汉是以秋风的形象出现的：残忍无情，充满毁灭性……”这就使弃妇的悲秋、恨秋更符合情理。《氓》的女主人公春天被诱、秋日成婚，最终被弃。“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残破的秋景和弃妇内心的忧伤形成了强烈的共鸣。正是由于丈夫的变心才造成了她今日的苦痛结局，“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时此刻，一个内心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心中无限悔恨的弃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珮其叹矣。”⑧秋天里枯萎的益母草也让这位女主人公想到自己被弃的不幸遭遇，不禁独自哀伤、怨责，自悔不已。 六朝诗人汤惠休的《歌思引》⑨是一首典型的弃妇悲秋诗，而且，“这首‘情诗’也是中国古诗中已知的最早的‘绝句’版本”：“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露萧萧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眇眇悲望如思何。”正是“风依依”、“露萧萧”的秋声、秋色，激起了女主人公内心强烈的情感波澜，然而望穿秋水的爱情如黄昏的最后一抹光亮一样无情熄灭了，这对女主人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弃妇诗讲述了婚姻生活中女子的不幸，反映了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的不平等地位。但是，和这些民间女子的不幸遭遇相比，后宫中的绝大部分妃嫔、宫女的命运则更为蹇劣。 古代帝王拥有三宫六院是一夫多妻制发展的极端形式。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随心所欲地大量占有女性就是这种权威的一种表现。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子嗣众多，便于挑选优秀的皇位继承者，其实更是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私欲。 白居易所云“后宫佳丽三千人”⑩并非夸张之词。《周礼·昏仪》载：“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治。”《墨子·辞过篇》云：“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汉武故事》载：“元朔中……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新唐书·宦者列传》云：“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四万。”……大量年轻美貌的女子被“选”入深宫，服侍君王，成为君王合法的妻、妾或泄欲的对象，但实际上能接近君王、得到宠幸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坐待红颜老去，一生难与君王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是没有被弃的弃妇。 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描写了一个十六岁入宫、到六十岁还未见到玄宗的老宫女的悲惨命运：“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秋夜里恼人的凄风冷雨吹打在窗上，也敲击着女主人公寂寞凄苦的心扉，使她彻夜不寐。而这难眠的秋夜又是如此漫长，无情地延续着她的痛苦。凄凉景象与形影相吊的宫女的怨情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浓郁的悲剧氛围，展示了宫人制度的罪恶。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11)李白以芙蓉花来比喻后宫以色事君女子的得宠之美，以断根草比喻女子人老珠黄失宠之惨，鲜明的对比更加验证了妃嫔、宫女的不幸。谢脁《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王昌龄《长信秋词》（金井梧桐秋叶黄）、王维《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等诗也反映了妃嫔、宫女的悲秋情结，展示了其不幸命运。她们充满哀怨与期望，无奈只得以缝衣、抚琴、望月、听宫漏、捉流萤来打发漫漫秋夜，容颜以至生命就在这百无聊赖中渐渐消逝。 另外，古代帝王为将生前的淫逸享乐带到身后，往往强迫大批妃嫔、宫女为其殉葬。这种压抑、遏制甚至残害人性的罪恶制度，使得这些所谓的美女、贵人的命运，较民间女子更为悲惨。 由此可见：暂时或永久失去情爱的思妇、弃妇、妃嫔、宫女们的相思、牵挂、担忧、悲愁以至怨恨，无不因秋景的催化而更加凄怆感人。这些诗歌中浓重的女性悲秋情结也进一步验证了阶级社会中妇女的附属角色和不幸命运。 三 虽然这些诗歌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但绝大多数作者为男性，而且，这些诗歌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这种现象中包含着较为深刻的文化含蕴，体现了一种沉重的诗意。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社会现实使得古代女子不能普遍地接受文化教育，不能用文字很好地表达内心情思。古代文人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为其代言，抒写其痛苦的情感经历，在艺术形式中表达了代言人与被代言人内心的沉重感受。 代言之事古而有之。《昭明文选·长门赋序》有详载：“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司马相如为文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古代文人以其妙笔为不幸女子代言，且历代不绝，文人的一片赤肠、女性所受冷遇尽在其中。 由于儒家礼教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女子与外界的接触极少，因此，思妇、弃妇、妃嫔、宫女们的真实情感鲜为人知，所以，男性文人不可能尽为女子“代言”，而是更多地通过塑造这些女子的形象、抒写她们的愁绪，在重含蓄、委婉的中国诗学抒情传统下以隐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因事业受挫、仕途坎坷而引发的内心沉重感受。多情的文人们在封建社会里大多郁郁不得志，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也恰恰象征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因此，许多男作家都借思妇、弃妇、失宠的妃嫔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所写诗句中自然融含着失欢妇女、失志臣下的双重怨情。 现实社会中，“由于实践理性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就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泻表达出来。”为了延续自身的理想，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男性文人在抒写内心之情时，“……每藉外境来渲染，以免迳情直言。”作为传达情感的艺术方式，隐喻是其中主要的、成功的一种。 隐喻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是文化的反映。这种思维方式可以通过象征、意象、典故、抒情等各种文学手段投射到文本中。“得宠”、“失宠”是古代文人和女子共同的遭遇，于是，文人们在“香草美人”的诠释传统下，借妇女思念丈夫、妃嫔渴望得宠来隐喻自身希望被认可的情怀，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女性悲秋诗，在此过程中拓展了个人的心理空间、泄导了个人的焦虑，如王维的《班婕妤》（二首）： “玉窗萤影度，金殿人声绝。秋夜守罗帏，孤灯耿不灭。” “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那堪闻凤吹，门外度金舆。” 王维少有才名，又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不到二十岁进士擢第，调太乐丞。然好景不常，不到三十岁即遭贬谪。他性格较软弱，政治上不如意时，不能愤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而采取了委婉的方式排遣意绪。于是，他借汉代班婕妤故事来比喻现实，宫中的荒芜不堪、失宠宫嫔的悲秋情怀，和他失恩、失落的处境自然契合。 与王维相比，白居易表达此类情感的方式更加直接。他一直对女性同情有加，曾有诗句：“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却没忘补一句：“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12)并在《琵琶行并序》中把这种感受具体化、明朗化：“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借描写秋夜遇到的一个琵琶女，并结合自己在宦途所受到的打击，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表达了抑郁苦闷的情怀。且作者巧妙地让琵琶女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萧条秋景中出场并娓娓倾诉不幸遭遇，情景相契，更加感人。 被贬江州，志怀高远的白居易其政治理想几乎破灭，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是琵琶女所奏“京都声”引发了诗人关于“京都事”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京都”、“漂沦憔悴”、“转徙”等带有暗示或背景意味的语句的激发下，使“琵琶女／贾人”与“江州司马／君王”之间构成了隐喻。宋人洪迈认为秋夜遇琵琶女之事未必可信，可能是作者虚构借以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从隐喻的角度思考也有一定的道理。“同是天涯沦落人”，这种相提并论、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隐喻的文化功能。“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作者哭琵琶女，也是在哭自己。 可以说，古诗中的女性悲秋情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的折射。通过建构隐喻结构，古代文人完成了女性悲秋→自身的失落→“入世”“传世”“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苦旅。 “人之所以能伤情、诉情、融情于历史的兴亡和自然的春秋，在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中国古代以农耕生活为主，这就使人们对季节的变化极为关注；而文人往往更加敏感和多情，因此形成了古代诗人以秋为悲、以悲为美的情感定势和诗学风格。由于伦理纲常的重压，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悲秋情结更为浓重。在为其代言、隐喻自身的过程中，古代知识分子找到了暂时的出发点和避难所。“秋与人生、历史的同一，使古代文人坎坷不遇的命运与自然、历史、社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女性悲秋的诗篇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蕴。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曹春茹（１９７４－），吉林省德惠市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 ①[唐]贺知章《回乡偶书》。 ②汉乐府《十五从军征》。 ③[唐]李益《江南曲》。 ④《诗经·君子于役》。 ⑤[唐]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⑥[晋]傅玄《苦相篇》。 ⑦[晋]傅玄《明月篇》。 ⑧《王风·中谷有蓷》。 ⑨见《艺文类聚》。 ⑩[唐]白居易《长恨歌》。 (11)[唐]李白《妾薄命》。 (12)[唐]白居易《太行路》，诗下注：“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参考文献： [１][保]瓦西列夫．情爱论[Ｍ]．赵永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４． [２]刘永济校释．屈赋音注详解附屈赋释词[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周筱舏．古代女性的终极命运[Ｊ]．书屋，２０００，（４）． [４][清]王夫之《斋诗话》[Ｍ]． [５][清]沈德潜《说诗晬语》[Ｍ]． [６][法]郁白．悲秋：古诗论情[Ｍ]．叶萧，全志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Ｍ]．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张婧，陈坤．中国文人的悲秋情结[Ｎ]．吉林日报，２００５－９－２２（１０）． 史铁生的精神境界探析 史铁生的精神境界探析
□吴延生 《名作欣赏(学术专刊)》2006年第10期 摘要：著名作家史铁生的苦难的人生经历，超人的刚毅，深沉的博爱，虔诚的宗教造就了他的坚强人生。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苦难造就了一个独特的作家。博大的爱让史铁生坚强起来。宗教让作家走向精神的圣洁境界。研究作家面对苦难与现实的坚毅、宁静、宽容的人生态度对当今社会的普遍教育意义，尤其对青少年成长的警示意义是十分有益的。 关键词：当代作家史铁生人生经历文学探索教育作用 人们说，艺术家的灵魂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时时被世界的不平、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无望所折磨。然而，身体致残的艺术家的灵魂则是这种永恒的痛苦最集中的承受者和表现者。坐在轮椅上的当代作家史铁生便是这样的承受者和表现者。 “既然还得向前走，与其哭着苦着，不如唱着笑着。”这是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的一句格言。这句格言体现出的作家坚强的人生态度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灵魂。史铁生作为一名残疾作家，他竟能以如此积极乐观的态度笑对人生，诠释生命。他那坚强的人生、深沉的思想、宁静的内心、博大的爱心、平实的文字常常使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读史铁生的作品，常常无端地陷入一种思索。但是，这种思索相对于文字的内涵来说也往往显得浅薄。他对于写作的宁静和执着，对于生命的冷静和超脱，对于亲情的感悟和回忆，对于每一个关心他的人的友善和热情，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亲切而意味深长。他的文字直逼人生、直逼人性、直逼人的灵魂，史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生活的诠释，对文学的追求，对自然的感悟，对宗教精神的阐释，构成了他的真正的人生哲学。 一、残酷的厄运 一九六九年，清华附中毕业后的史铁生随上山下乡的潮流，到陕西延川县关家庄插队。插队的地方条件很艰苦，没有水，没有树，以至于哪个山包包上有几点绿，老百姓们都记得清清楚楚，真可以说是“连棵青草都有主儿”的地方。但是“鸭子被赶着，不得不上架”，总不能饿肚子。于是乎，身有小疾却每天拼命。他干了三个月农活后，因为腰腿疼痛便回到北京治疗，两个月后疼痛消除了，但没有诊断出什么大毛病。随后他又回到了关家庄，队干部为了照顾他，给他安排了喂牛的活儿。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史铁生又因腰腿疼痛，告别了知青伙伴和村民，回北京治病，直到一九七三年六月他才出院。但下肢已彻底瘫痪。一九七四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一九七七年，史铁生的母亲因肝病而早逝，这对史铁生来说无疑又是一个灾难。一九八零年落实病残知青的优待政策，他不但每月能得到民政部门的六十元生活费，而且还享受上了公费医疗，使他一下子感到了温饱有靠。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了严重的肾病。由于体力的原因，他辞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病后以顽强毅力致力于文学创作，一九七九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作协。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外，散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作品也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史铁生已发表了一百几十万字的小说、散文和剧本。他的不少作品还被翻译成日、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 二、超人的刚毅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从此他几乎天天都要来到这里，摇着轮椅走遍了园子里的每一处角落，他在这里度过了各个季节，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生命的难题。他说：“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置身于“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人或许就渐渐达到了物我合一的从容，“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于是“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当“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这样的结论便引出了无法反抗的命运观念：人生就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的造就，包括生命中最不堪的残酷与伤痛也都是不能选择的必然，人对于由超越个体生命的外在力量所设定的事实显然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说到为什么要写作，史铁生在《答自己问》写道：“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写作便是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在史铁生看来，写作无非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一种意义的证明，“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沉重的打击让史铁生痛不欲生，而由于世俗的偏见和鄙视又使他失去了工作的权利，所有人不能像要求一个正常人一样要求一个残疾人，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残疾人，更让他痛心疾首。残疾给史铁生带来了深悲极痛。同时也正是切身的痛苦体验，孕育了他的成功。痛苦是艺术生命的激素。一个作家只有既注重体验生命痛苦，又深切地体验了生命的痛苦，才能写出揭示人生真谛的不朽作品！ 史铁生，这种以孤独对抗孤独的方式都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证明，一种很有意味的境界，从而表现出既感到痛苦，同时又觉得是平静的信仰者的心理特征。在新时期的作家中赋予苦难以神圣的意义，写得如此宁静，史铁生首屈一指。 三、深沉的博爱 史铁生的所有希望只有一个，让世界充满爱。爱的哲学，可以是浅薄的说教，也可以是深刻的生命体验。史铁生的爱心，并非如一般说教那样浅薄，他总是在人的苦难中发现爱，他相信爱总是与命运的巨大灾难联系在一起。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从个人的苦难中得出的人生真谛，尽管它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史铁生的爱是一种自由、平等的博大的爱。因为困境和苦难使他得到了更多的爱：同学之谊、朋友之情、亲人之爱以及很多陌生人的关爱。同样史铁生以自己博大的爱去爱生命、爱生活。爱让史铁生坚强起来，同时他又以自己的爱去爱这个世界。 他爱亲人。《秋天的怀念》《我与地坛》中关于母爱的大段描写让许多人看了禁不住潸然泪下。写到母亲，他把母爱写得深沉而感人。史铁生的母亲也是一位活得很苦的母亲。史铁生二十六岁时，他的母亲因为肝病去世，当时才四十九岁。母亲的早逝，使他感到母爱的珍贵与厚重。“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读史铁生那些苍凉的文字，那些来自他的心灵深处的文字，感觉如果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写不出那样凝重悲壮的文字来的，也永远感受不到在那苍茫的底色下汩汩滚落的热流。母亲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让史铁生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坚强，笑对艰难、困难与苦难，母亲对史铁生坚强人生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他爱朋友并且爱和自己一样的残疾人。史铁生在《给盲童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或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在对“残疾”的解释上，他这样说：“残疾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在身体上）想干什么却干不了。对于瞎子来说，无非是想看而不能看；对瘸子来说，无非是想跑而不能跑；那么对所谓的正常人，能不能说是想飞而能飞呢？所以残疾是相对的，乐观的人不会为此而痛苦，而是更加努力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此独到的见解源于他对残疾人的爱和他乐观向上的性格。残疾的世界是个很独特的生命世界，然而，这个生命世界却一度被文学所忽视。他以自己作为残疾人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来关爱残疾人。 他爱这个世界。正因如此，才焕发出他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他最痛心的事是：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因此他才多次呼吁发起一个“百名文化名人拒穿羊绒衫运动”。博大的爱扩展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谁说这不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四、虔诚的宗教 史铁生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感，忍受苦难，永不疲倦地寻找精神家园，超越自我等等，都贯注了宗教精神。尽管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教徒，宗教情绪和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史铁生在人生方面走向坚强、文学方面走向成功。通常，到宗教里寻找慰藉总是由于现实中的孤苦无援。面对苦难做关于生死的思考，令史铁生向宗教靠拢了。宗教要人忍受苦难，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它要人们经由苦难之途达到精神圣洁的境界。 史铁生是经由人生哲理的思考而产生的宗教意识，这种宗教意识是建立在生命感悟的基础上的，它还处于自发朦胧的阶段，其特点是认同苦难和偶像崇拜，而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而且偶像也仅仅是个人渴望有比自己强大的情感力量加以庇护这一心愿的投影。这样的宗教情绪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它至少表明一个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在明白了失落的青春已经永远无法找回以后，他要借创作重温和祭奠那一段知青岁月，然后开始新的旅程。这种刚毅的精神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单纯、热烈、激动人心的浪漫主义色彩。很难明确地说史铁生完全皈依了基督教还是佛教，他的作品中这两种宗教观都有所表现，他希冀用信仰来实现自我拯救，他举着这信仰的旗帜一步步疏离血肉人生，走向圣洁的精神世界。 最能反映史铁生的基督教宗教情感的是他创作的《我与地坛》。在史铁生眼里，地坛就是他的教堂。“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地坛是史铁生的上帝，它仿佛主宰着史铁生的命运。正如他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这样，史铁生既找到思考的精神支柱，又有了相应的思考空间。从此就在上帝的灵光中思考自己的生活。“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人的罪孽感是基督教义的核心部分，史铁生也许没有在仪式上加入基督教，但是内心深处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最能反映史铁生的佛教宗教情感的是他创作的《中篇１或短篇４》。史铁生将四个短篇放在一起，仍然在继续他关于人的活法的思考，但是这次却是在探讨着佛教，在最后一个短篇里作者揭示了全文的意义。这个揭示的过程是对佛教的诘问：“他们全都成了佛了，他还要他们做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已成佛，这盒子里还有什么恶事呢？”作品中，史铁生对佛教的禅意也有具体的阐述。如“一切众生均有佛性，皆可做佛，绝无例外，就是断了善根的人也有机会成佛。不能成佛的原因，是无名的烦恼障蔽了佛性”。“众生皈依了佛法，弘扬了佛法，了悟缘起，断除无名烦恼，扫尽业、惑阻障，众生就都可以慧光焕发，佛性显现，内心清净，无欲无畏，解脱一切痛苦，进入极乐了。”一切缘于清净之心，清净之心便是佛性。因而史铁生文中的禅宗，意味无穷，正是他高远简直、清净洒脱的禅风情调的体现。 在当代文坛，史铁生以自己宁静拙朴的文字、个人生命的沉思、博大的爱心、顽强的拼搏精神被选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富有感染力的作家往往具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闪光的人格魅力。当我们流连于史铁生“风景独特”的作品世界时，一定会为他在平淡与深沉之间的探索、追求而感喟、唏嘘。这种强烈的审美效应并不仅仅来自于作品的深刻意蕴，而且也来自于作品所体现出的史铁生的坚强人生。 史铁生个人的问题其实早已变成了众生共同的问题，尽管史铁生的作品中体现的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但他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苦难命运中的浪漫，他的闪光的人格魅力会影响更多至今仍在苦难命运中探求的人们，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他在苦难面前表现出的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将给青年一代以深刻的启示。 （责任编辑：吕晓东） 注：文中引文出自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命若琴弦》《礼拜日》等。 作者简介：吴延生，江苏淮阴工学院人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语文丢失了什么语文丢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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